谢谢邀请！ 1861年，咸丰去世后，咸丰和慈禧之子载淳继位，改元“祺祥"，辛酉政变后，慈禧以两后“一同治政”为名，谕用“同治”年号，改元“同治”，即同治皇帝，由于同治皇帝年小，慈禧垂帘听政。
又以载淳“典学未成”迟迟不肯交权，拖延同治亲政。
种种迹象显现出慈禧的揽权欲和专权欲，为以后的野心膨胀和大权独霸奠定了基础。
那为什么同治驾崩后，慈禧要处罚同治的近侍太监呢？说来话长，还得从同治大婚选妃说起，两后(慈禧和慈安)各选不一，载淳更偏爱慈安推荐的阿鲁特氏，而慈禧选中的富察氏(惠妃)载淳却很不为然，于是在苦闷中躲避于乾清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理需求的渴望，再在内侍的诱惑下，转而桃房柳巷，荒淫无度，终染梅毒而亡。
但在宫延太医临诊时，虽有红疹豆斑，但却未有结痂，慈禧看后，心中也有几分肯定，知大事不妙，为控太医实说病情，急令太医们配用“天花病”药方，为同治治病。
慈禧也深知“梅毒”之无药可救，谁也无回天之力，为了维护皇门之道德，祖宗之荣耀，谎称“天花病”，而且令太医按天花病配药，以蒙参与者之嘴舌。
待同治帝死后，慈禧为了防止家丑不可外杨，就处罚了同治近侍太监。
其一，同治的在处淫乐行为与近侍太监的诱惑有关。
其二，即使无关，作为近侍太监，没有做到关心和爱护的职责，任其风流。
其三，对同治寻花问柳之事没有通风报信慈禧，任其自毁。
其四，慈禧处罚近侍太监，最终还是以处罚为手段，以避免家丑不可处杨为目的，以此震摄众人之嘴舌，避免流言于扩散。
如果是其它大事，可能七近侍太监都要惹杀身之祸了，没有一般处罚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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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清朝第十位皇帝，清军入关以来第八位皇帝，清文宗咸丰帝长子，生母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
咸丰十一年（1861年），6岁的载淳即位，年号祺祥，不久慈禧发动了“北京政变”，改年号同治。
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才开始亲政。
同治十三年（1875年）一月十二日，才亲政一年的同治帝病逝，终年19岁。
同治皇帝的死亡扑朔迷离，给人们留下许多悬念。
很多历史学家，包括一些野史里面说这个同治死得没那么简单，说死于天花是为了遮丑，其实他是死于花柳病——就是现在说的性病。
《清史稿》中对同治皇帝的死亡只一句带过，“上疾大渐，崩于养心殿，年十九。
”但根据翁同龢日记的记载，宫中脉案记同治天花已经结痂脱落，但不久又转为腰肿流脓，最终痈溃而死。
同治皇帝驾崩后，一是便立刻对同治身边的几个近侍进行了处分。
坊间传闻是同治身边的侍读王庆祺引导同治踏足烟花场所，是导致同治染上病毒，最后得重症而亡。
御史陈彝上奏弹劾王庆祺：王庆祺德行有亏，好“微服冶游”，不配待在天子近侧。
当日王庆祺被朝廷罢斥，并下令永不叙用。
二是慈安和慈禧太后以整饬宦寺为名，分别处分了七个太监，分别是总管太监张得喜、孟忠吉，顶戴太监周增寿、梁吉庆，太监王德喜、任延寿、薛进寿。
根据十二月二十五日两宫太后一道懿旨：“我朝列圣，家法相承。
整饬宦寺，纲纪至严。
乃近来太为，不安本分。
甚或遇事招摇，与内务府官员，因缘为奸。
种种营私舞弊，实堪痛恨。
”这份懿旨，给几个太监安的罪名是不安本分，勾结内务府官员，这也没有说出全部的真相。
清人薛福成所著《庸庵笔记》中记载：“慈安皇太后侦知诸太监越礼状，于是两宫太后轮流省视，帝疾稍瘳，亦召皇后留视之。
皇后权素轻，不能以威袭诸太监，又性羞涩，守礼法，帝亦命皇后回宫，每苦口极谏，然后去。
无何疾复大作。
”侧面反映出，同治皇帝婚后生活不和谐。
专宠阿鲁特氏，富察皇后不得宠。
《清朝野史大观》中说：孝哲后，崇绮之女，端庄贞静，美而有德，帝甚爱之，以格于慈禧之威，不能相款洽，慈禧又强其爱所不爱之妃，帝遂于家庭无乐趣矣，乃出而纵淫……专觅内城之私卖淫者取乐焉……久之毒发，始犹不觉，继而见于面，盎于背。
太医知为淫毒，而不敢言，遂以治痘药治之，不效。
这本书中说的就是这个观点，也就是说同治帝是死于花柳病。
可见，除了被王庆祺诱导出宫冶游之外，同治与身边太监的越礼情状，即古时候所谓分桃断袖之癖，同样是让他染上重病的原因。
但涉及皇家颜面，家丑不可外扬，王庆祺和这七位太监并没有被处以极刑，只受到革职或流放的处分。
同治之死，也就到此为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