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眼光有独特的视角，对不同的人和事有自己的评判，用词准确，语言犀利，意义非凡，如枪，如匕首，是文化战士，是文化旗手，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冲锋号，值得后人继承和光大。
说到鲁迅先生所谓的“帮忙”与“帮闲”，在两篇文章里集中出现。
一篇是《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发表于1932年12月17日天津《电影与文艺》创刊号，此篇是由鲁迅先生1932年11月22日在北大国文系的同名演讲记录稿而来。
还有一篇是《从帮忙到扯淡》，发表于1935年9月《杂文》月刊第三号。
综合两篇文章，看看先生文里“帮忙”与“帮闲”的涵义。
在《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里，作者说“明末清初的时候，一份人家必有帮闲的东西存在的。
那些会念书会下棋会画画的人陪主人念念书，下下棋，画几笔画，这叫做帮闲，也就是篾片！”他在《从帮忙到扯淡》里说，对于“开国的雄主”，“帮忙”与“帮闲”是分开的，前者指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的人，后者不过献诗作赋，在弄臣之列；到了“文雅的庸主”时，二者可能就混起来了，“所谓国家的柱石，也常是柔媚的词臣”。
这两篇杂文可以说都是借古人古事来讽刺当时社会中的种种复古主义思潮及充当统治阶级帮闲文人的文学主张与现象。
鲁迅先生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分为“帮忙”与“帮闲”两类，我以为这是一种客观存在。
深受儒家传统影响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通过仕途达到经世报国之目的，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他们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其实都“心系朝庭”，位卑不敢忘忧国，都渴望为国家、为朝庭做出一番伟业，“在野”的想“在朝”，“帮闲”的想能“帮忙”，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的思想认识有一定的不足，但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是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的，当然其中也不乏谄媚求荣、唯名利是图之徒。
先生“帮忙”与“帮闲”的划分，确实有很强的讽刺意味，但我认为这要结合作者的写作背景与写作目的来看，两篇文都写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作者的重点并不在于讽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而在于借古讽今，对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读经救国、敬老正俗等等复古思潮进行无情讽刺和批判。
所以这种划分是有其具体背景和时代特点的，不能孤立来看，也不能仅就字面解读，以致偏离了作者的重点和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