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
按照中国传统社会的路走下去，无论有没有清朝，哪怕明朝再持续一千年，也看不出任何产生现代科学的迹象。
道理很简单：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基本方法论。
爱因斯坦有一段名言：“Development of Western Science is based on two great achievements: the invention of the formal logical system (in euclidean geometry) by the Greek philosophers,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possibility to find out causal relationships by systematic experiment (Renaissance). In my opinion, one has not to be astonished that the Chinese sages have not made these steps. The astonishing thing is that these discoveries were made at all.”爱因斯坦论科学的必要条件我对这段话的翻译是：“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文艺复兴）。
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的贤哲没有走出这两步感到惊奇。
令人惊奇的是，人类居然作出了这些发现。
”这段话说得很透彻，发展科学最重要的是逻辑体系和实验方法这两个方法论。
前者是古希腊人发现的，后者是文艺复兴时欧洲人在古希腊基础上发现的。
在近代科学传播之前，其他文明都没有摸到前者的边，后者就更不用提了。
这不是单独中国文明的错，因为印度、波斯、两河流域等其他文明也都如此。
真正的问题不是其他大多数文明为什么没做到，而是为什么欧洲做到了。
如果没有古希腊哲人的灵光闪现，地球上现在也许有不少辉煌灿烂的文明，盛产《红楼梦》、《摩诃婆罗多》等精致的成果，一切都很好，就是没有科学。
如果在其他星球上发现智慧生命，他们很可能就处于这种状态。
任何一个文明或星球，很可能不发展出科学才是默认值。
回顾爱因斯坦的最后一句话：“令人惊奇的是，人类居然作出了这些发现。
”科学在地球上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事件，是全人类最大的幸运。
（本文字数太多，阅读大概需要二十分钟）如果，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每当读到明末历史时内心说不出的悲伤，总想拍案而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把好好大汉王朝给断送。
明朝灭亡有了两个大原因：一:五分天灾 二:五分人祸天灾：每个王朝的末期，总是伴随着各种自然灾害，加速王朝的覆灭，而明朝末年的自然灾害，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惨烈的。
万历朝末年起，自然灾害就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旱灾、水灾、蝗灾、地震、瘟疫、就没有消停过。
人祸：1官商集团，2崇祯帝的有德无才东林党集团就是一个官商集团，按照当时的法律有功名在身的是不收税的，在平常无灾难的时候普通百姓是可以承担政府税收的，但是明朝从万历年开始天灾不断，普通百姓吃喝都成问题，怎么能承担朝廷税收呢？万历三大征又使朝廷空虚，所以万历帝就把税收打到了官商集团身上了，于是派了一批宦官到各地去收税，这种宦官就叫做“税监”。
像天津的店铺税、东海沿岸的盐税，浙江、广东、福建等省的海外贸易税，成都的茶税、盐税，重庆的木税，长江的船税，荆州(湖北江陵)的店税。
海外贸易；盐；茶;这种贸易全部都是当时的官员或官员家族所垄断的，以前这种税都是收不上来的。
这也就造成了文官集团和文官集团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都是皇帝可以控制的。
皇帝在外还是有耳目的，不会被文官集团所蒙蔽。
但是到了崇祯帝单独宠幸东林党，一道圣旨杀了魏忠贤，摧毁了宦官集团，(宦官集团再大的权力也是皇上给的，一句话的事就把权力收回来了)前期还有锦衣卫充当皇帝耳目，后来，在东林党的哄骗下锦衣卫也被取消，从此东林党一家独大，皇帝再也收不上来文官集团的税收了，朝廷情况也急转直下，到灭亡前连圣旨都出不了紫禁城了。
如果当时崇祯帝早早南迁没有自杀，吴三桂就算在不听皇帝命令也断断不敢放清军入关的，南迁过后学学老祖宗朱元璋杀杀文官 抄抄家（明末文官集团的富裕程度我也就不多说了，有人说杀了文官会造反，那看看明末崇祯杀了那么多文官有造反的吗？可惜都没有抄家。
)就够崇祯重新训练一支精锐的军队了，慢慢的控制几支军队，还是完全有可能不被灭亡的，可惜崇祯有德无才。
关于能不能产生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是完全可以的，这里我不多说，就让各位看官看下明朝的科技成就。
1 天文 气象: 公元十四世纪中叶的《白猿献三光图》（作者不详）载有一百三十二幅云图，并与天气变化联系起来，绝大部分与现代气象学原理相一致。
(欧洲到公元1879年才出版只有十六幅的云图。
) 1383年南京设京师观象台 1439年造浑天仪置北京(1900年被八国联军德国劫走.1921年要回,置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1442年北京设观象台 1446年建晷影堂(位于北京古观象台西南侧) 1607年李之藻撰<浑盖通宪图说>刊行(介绍西方天文观阐释浑天说) 1617年张燮著《东西洋考》记载海洋占候等的详细资料。
1634年正式安装我国第一架天文望远镜:"筩"(yong)2 数学 物理: 1450年吴敬撰<九章算法比类大全> 1584年朱载 （yu)著《律吕精义》出版 1592年程大位撰<算法统宗>最早记载使用珠算方法开平方和开立方 1606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开始合译<几何原本> 1613年李之藻据西人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和中国程大位<算法统宗>编译而成<同文算指> 1637年，宋应星在《论气·气声》中对声音的产生和传播作出了合乎科学的解释，他认为声音是由于物体振动或急速运动冲击空气而产生的，声音是通过空气来传播的，同水波相类似。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2中提出："宙（时间）轮于宇（空间），则宇中有宙，宙中有宇。
"也就是提出了时间和空间不能彼此独立存在的时空观。
在《物理小识》卷1中正确地解释了蒙气差（即大气折射）现象 民间光学仪器制造家孙云球制造放大镜、显微镜等几十种光学仪器，并著《镜史》（已佚）。
3 医学: 1406年，朱棣等主持收集编成《普济方》(载方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个，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医方书。
) 1567年在宁国府太平县试行中国人痘接种方法预防天花。
(种痘预防天花是人工免疫法的开端，是医学史上的重大成就。
十七世纪我国种痘技术已相当完善，并已推广到全国。
我国种痘法于十七世纪初传入欧洲。
) 1596年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在南京正式出版刊行 同期问世的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 1601年，杨继洲著《针灸大成》 1617年，陈实功著《外科正宗》(收集了大量有效方剂。
他注重实践，勇于革新，创造性地进行了截趾（指）、气管缝合等外科手术，对我国外科学作出了贡献。
书中对一些肿瘤也作了论述。
) 1624年张景岳撰《类经>刊行,同年，景岳再编《类经图翼》和《类经附翼》 1640《景岳全书》64卷成书 1641年吴游性撰<瘟疫论> 王夫之在《思问录·外篇》中提出了关于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的观念，他说："质日代而形如一，……肌肉之日生而旧者消也，人所未知也。
人见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4 农学: 1376俞宗本著《种树书》(记载了多种树木的嫁接方法，如桃、李、杏的近缘嫁接和桑、梨的远缘嫁接等) 1406年，朱橚《救荒本草》问世(收集四百一十四种可供食用的野生植物资料，载明产地、形态、性味及其可食部分和食法，并绘有精细图谱)5 地里学: 1405--1431年郑和率大型远洋船队到达西洋三十余国 1425年<郑和航海图>编成 1536年黄衷著<海语>(记录东南亚史地与中国南洋交通情况) 1565年胡宗宪编<踌海图编>记录中日交通及抗倭事 1639年开始顾炎武编著《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 1640年徐宏祖著《徐霞客游记》正式成书 6 化学、冶炼及化工: 1521年四川嘉州(今乐山)凿成深达数百米的石油竖井 1596年<唐县志>记载以火爆法的采矿技术 1596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二百七十六种无机药物的化学性质以及蒸馏、蒸发、升华、重结晶、沉淀、烧灼等技术 1637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述冶炼技术时，把铅、铜、汞、硫等许多化学元素看作是基本的物质，而把与它们有关的反应所产生的物质看作是派生的物质，从而产生化学元素概念的萌芽。
1637年 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五金》中有关于密封加热冶炼"倭铅"（即锌）方法的记载。
明代的钱币"永乐通宝"（公元1403-1424年）有的含锌高达99%。
欧洲到十八世纪才开始冶炼锌。
1637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了我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许多成就，如冶炼生铁和熟铁（低碳钢）的连续生产工艺，退火、正火、淬火、化学热处理等钢铁热处理工艺和固体渗碳工艺等。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卷7中记载了炼焦炭的方法："煤则各处产之。
臭者，烧熔而闭之。
成石，再凿而入炉，曰礁。
"欧洲到公元1771年才开始炼焦。
7 机械制造: (1372年造碗口铳,口径11cm,上有铭文说明为水军装备.附图) 1377年造手铳(小口径管形.附图) 14世纪著《火龙经》 14世纪末发明“神火飞鸦”(附图) 1405年郑和船队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的远洋船只"宝船船长150余米,容千余人 1453年造铜火铳(滑膛式.附图) 1524年在北京铸造佛朗机炮 16世纪中叶发明“火龙出水”。
箭头上龙头下圆柱,柱体分层装火箭,为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多级火箭(关于“火龙出水”，在明代后期出版的《武备志》、《火龙经》等兵书中都有记载，附图样。
) 1558年造出中国第一批火绳枪一万支，称之为“鸟嘴铳”。
1580年戚继光发明"自犯钢轮火"(其效类似地雷) 1598年赵士祯呈<神器谱>,记载铳器制作及使用方法(附图样) 1626年王钲编成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机械工程专著<新制诸器图说> 1637年宋应星撰成中国科技百科全书<天工开物>8思想成就 明朝的民间思想活跃开放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前所未有的。
包括某些人称羡的唐朝和宋朝，思想活跃状况也比不上明朝的万分之一。
当时反传统的异端思想家李贽活到了七十岁，这在以前的任何朝代都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李贽的书在当时是畅销书，几乎人手一本，以至于某些书店印刷工厂，为了赚钱，居然把一些书冒充为李贽写的，拿来卖，其盛况可想而知。
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就可以知道明朝思想界的活跃和进步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地步 。
在这本书里黄宗羲明确反对君主专制，提出君为天下之大害，他反对的已经不是某一个昏庸暴君的统治，而是对整个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彻底的批判，说“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为了避免大家认为我断章取义，可以看看他的原话说： “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以天下之害尽归於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於辞矣。
”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 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
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 。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黄宗羲明确的说臣和君是完全平等和独立的人之间的关系，臣不是君的仆妾，相反，只是平等的同事关系，或者路人关系，甚至说臣是皇帝的师友 。
他说：“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
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 为路人。
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
”他提倡法制，并且明确指出皇帝的所谓法律不过是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而不是天下之法 。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末然以为之法。
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
……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黄宗羲强调只有先实行法治，然后才能有人治，用皇帝的非法之法，就算有能人，也要受到这个非法之法的束缚而不能成就功业。
“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
” 而实行了真正的法治之后，有一个好皇帝，固然不错，但就算这个皇帝不好，同样不能危害天下 。
用他的话说“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
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
故曰有冶法而后有治人。
”黄宗羲还提倡设立有实权的首相（就是宰相）位置，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完全平等，并且互相牵制，宰相可以选择贤能来担任，就算世袭的皇帝不好，也不要紧 。
他主张 “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 。
他认为“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
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
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 乎？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
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
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
”有很多学者认为，15-16世纪的中国，是封建制走向低谷的开始，皇权高度统一的政治儒学成为统治中国的主体，一切由统治者认可的知识发展都是围绕儒学核心进行，而作为生产技术发展重要理论基础的自然科学，则被国家体制排斥在知识分子的学识之外，从政治体制和人才的俸禄机制上、甚至从治学的价值取向上，遏制了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欲望。
其实这些看法是没有多大事实根据的。
在近代“五四运动”时，中国人提出了请“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主张，其实最早引进的是晚明。
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
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并不逊色。
以著名的桐城方氏为例，方家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的程朱理学传家，即方氏拥有中华文化的厚重衣钵。
方以智（1611-1671，明末四公子之一，崇祯十三年进士，曾受邀担任南明内阁大学士）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
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
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在天文学方面，方以智结合中国传统的天文学和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天文学，讨论了地心学说、九重天说、黄赤道、岁差、星宿、日月食、历法等天文学问题。
对于西方天文学知识，他非常重视，经常追踪西方天文学最新进展，例如他在讨论天体运动轨道问题时，就曾根据西方用望远镜观天发现金星有周相变化的事实，提出了金星、水星绕太阳运行的正确猜测。
……这一切说明，有着厚重中华文化衣钵的方氏并不排斥西学，反而是当时的西学大家。
明朝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和研究全新的西学，其学术环境比西方当时教会统治下的要好得多。
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在一封信中说：“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
他们以不同于我们西方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月食。
”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说：“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
”“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在日常生活及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不分伯仲。
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
在缜密思考和理性思辩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实践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拙。
”1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
”“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
到1644年中国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和欧洲的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
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
”这些著作相对于近代数学、化学、物理学和哲学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西方是颇具亮点的。
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尚未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尚处孩提阶段，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笛卡尔隐居荷兰。
而同时的明朝已经进入了西学东渐的高峰，学术环境开放，政府支持，士大夫阶层普遍接受、研究和翻译西学著作，共有七千多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
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思想原则和“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的目标指导下，以及明政府的组织支持下，中国人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
其中现在可知翻译的书目中有（包括译者或作者）：《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1607年《表度说》熊三拔，1611年《泰西水法》熊三拔和徐光启，1612年《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1613年《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1613年《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圆容较义》利马窦和李之藻，1614年《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职外方纪》艾儒略，1623年《远镜说》汤若望，1626年《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1628年《名理探》傅泛际和李之藻，1631年《奇器图说》邓玉函和王徵，1634年《主制群征》汤若望，1636年《寰宇始末》王丰肃，1637年《五纬历指》罗雅谷，1637年《性学粗述》艾儒略，1637年《建筑十书》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数学札记》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矿冶全书(共12卷)》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原本》(拉丁文本) 科隆版《测量全义》罗雅各《天体运行论》哥白尼《哥白尼天文学概要》开普勒《地中海航海术》罗马版《比例规解》罗雅谷《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宇宙仪》雅克·贝松《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磁石测量法》纪尧姆·德诺吨涅《神功催吐药》萨拉·安吉鲁著《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克洛德·举雷当时创作和翻译的还有《崇祯历书约》、《物理小识》、《数度衍》、《泰西水法序》、《坤舆格致》、《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远西奇器图说》、《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七千余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