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出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这本书实际上是包罗万象的政体论。
亚里士多德对乃师柏拉图颇多批评，但是其宗旨实为一脉相承，即把政体视为一种生活方式。
政体的优劣，决定了生活方式的优劣。
换句话说：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不同，亚里士多德的顺序是倒过来的，城邦的建制，决定了个人修身的质量，城邦的目的，也是为了塑造卓越的个体，而这个体，当然反过来有责任捍卫优异的城邦。
亚氏对一国诘难，必先责其政体。
在亚里士多德的视野中，君主制是非常高端的政体，但也非常难实行，因为这种制度要求君主具有哲人的德性，否则容易堕入暴君制。
所以亚里士多德更喜欢偏贵族的共和制。
贵族，其意义在于，足够的金钱保证其有足够的自由闲瑕来从事高等的精神活动，其生活方式足以为世人楷模。
古儒，某种意义上也是贵族，只是儒家思想中，无政体论思想。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邦无道，却没有以道改邦的思想资源，独善其身之时，难免释儒不分，心性之学遂生。
心学之症结，正在于此。
古儒而至宋明儒而至新儒家，其政治视野愈下，其因也在此。
“人是政治的动物”可这个命题可以结合以亚里士多德的另一句名言“城邦之外，非神即兽”来理解。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性决定了人必须过城邦生活，人总是趋向于追求物质的富足、身体的健康和良好的道德这三种善业，而想要实现这三种善业就必须过城邦生活。
城邦是一个至高而广涵的有机体，作为个体的公民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其作为人的意义和目的，而城邦生活本质上就是一种政治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当然，他这里的人仅仅指城邦公民，不包括没有资格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奴隶、外邦人与女性等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