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范进这只是个虚构的人物，范进的最后情形有许多具体实例，如《制台见洋人》，范进中举后也可能变成“在他手下当差的人甚多巡捕、戈什，喝了去，骂了来，轻则脚踢，重则马捧，越发不必问的了 ”的“文制台”，也可能变成恪遵功令写小字的“淮安府”，给文制台的官威来个反讽说：“卑府自从殿试，朝考以及考差、考御史，一直是恪遵功令，写的小字，皇上取的亦就是这个小字。
如今做了外官，倒不晓得大帅是同皇上相反，一个个是要看大字的，这个只好等卑府慢慢学起来。
但是今时这两件事情都是刻不可缓的，所以卑府才赶到省里来面回大帅，若等卑府把大字学好了，那可来不及了。
”当然，据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说：三年之后，范进进京会试，中了进士。
被授予了部属的职位，又考上了御史，社会地位一路升高。
为官数年后，范进被钦点山东学道，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
按照书中记载，直到范进离世时，家中还是盛景，可见，范进在官场混得如鱼得水。
总之，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重读毛泽东》等写了许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并把自宋以降的问题都归结为形官主义这个祸根，迄今也没有绝迹，制约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韩毓海说：“所谓理论脱离实际、生活脱离群众、八股文风，这些都是士大夫阶级的痼疾。
”宋代以来作为治理者的士大夫，几乎无人敢于立德，更无人敢于“立功”，甚至无人敢于说真活。
所剩余者，无非就是沿着既成的规则，奴颜婢膝，吹牛拍马、想方设法往上爬——而这就是叶适所谓：“士大夫之职业，虽皮肤蹇浅者亦不复修治，而专从事于奔走进取”。
光绪帝在1901年的《变法上谕》感叹：“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太多，豪杰之士少。
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
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利字。
”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好在我们有了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一定会变成“最大增量”的。
最后，我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有的形形色色的“形官主义”。
都会被信息化“一网打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