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当官的正人君子都活不了，因为古代是帝王封建制度，一切都要符合皇帝意愿和封建社会的统治性质走。
司马光作为封建官员为了生存，写书写史必须让皇帝过目许可！所以《资治通鉴》必须符合皇帝需求。
因此司马光的写的只能参考，不能全信。
毕竞古代没有u盘、芯片、录像。
正人君子和客观公正之间并不是水到渠成的关系，两者之间也并不对等。
司马光确实堪称大宋一朝的正人君子，但也有些老朽昏迈，固持己见。
极力打压排挤改革派，就是他的毕生坚持。
由他牵头编撰的《资治通鉴》，集合了当时的各色俊彦，文化耆宿，是一部专门给君王皇上提供借鉴的史学文本，这里面含杂了他的很多个人见解和相关看法。
不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也都代表了那个阶级的特色利益，司马光既然是一个人，就不可能脱离这个窠臼，完全超脱在阶级之上。
也别说是他，任何一个人恐怕都跑不脱他的个人阶级本色。
公正与否，可信与否，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也包括任何一个史学家的史记著作，包括如司马迁这样的千古史圣，一代天骄。
退一万步说，即便是一个行止猥琐、用心险恶的不轨之人，也会在人前装出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也会在写文章的时候力求公正客观，因为他并不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众口毁誉的另类，再说他也想通过所谓的客观公正，来改写人们心目中的阴险狡诈，努力在后世人们的眼中，变成一个名垂青史的正义化身。
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有史可据，有案可查。
司马光只是用以取悦或者规谏了君王，是一个帝师的角色，他的观点无疑代表了大宋王朝最高的统治利益，他的出发点，恰可以作为我们熟读春秋辨史识今的史家利器。
所谓殷鉴不远，继往开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此之谓也。
就像卞之琳的诗：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史家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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