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穷，弟兄弟姐妹们又多，一年四季很少有白面馍馍吃，习惯了也就好象白面这东西就不存在一样。
记得有一次生病了，发着高烧，不吃不喝，又没有钱去看大夫，妈妈用民间土方法给我治病，病了三天多不吃不喝的我，居然让妈妈给治好了点，记得当时醒来的时候特别的饿，妈妈问，想吃什么？我的回答让妈妈流下了眼泪，只是想吃黄窝头，妈妈立即烧火蒸了三个玉米面窝窝给我吃，好香好香的，几个弟弟们在边上看着我吃，馋的直流口水，妈妈拿起一个给弟弟们一人一块分了一个，告诉弟弟们说：剩下的一个是给姐姐吃的，因为姐姐生病了。
弟弟们都点点头不作声了，可等妈妈出去后我就听到有个弟弟说：生病真好！有黄窝窝吃，当时小，没觉得怎么样，可长大后，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情，心里总是酸酸的，那个玉米面窝窝也是我人生中吃过最好吃的好东西，终生难忘。
所以一直以来，在生活中很节俭，每一次孩子们买给我好吃的，喝的，用的总是先贵，放在家里不啥得穿，不啥戴，为了这些事经常被孩子们(骂)，日子一年比一年好，可节俭这个(坏毛病)怎么也改变不了。
当知青时，把四叔整的跪在了泥里， 晚饭我吃了七个半窝窝头儿，想起来就觉得对不起四叔：下乡最累的活计莫过于挖河修水渠，干过才知道为什么古语说土木之工不可擅动。
回城四十年了，当年一起挖河修渠的伙伴有的已经作古，可回村探望乡亲时看到我们那些年修建的河渠还在为大片大片的庄稼供水，心头凭添几分自豪。
一九七六年的冬天，地里的活计都忙利索了，县里决定动员六个公社，几十个村的劳力，挖一条主干渠。
我们村分到的工地在野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野地里用芦席搭起了棚子，棚子里铺上厚厚的麦秸稻草，就成了我们的席梦思软床，晚上可以透过棚顶的芦席缝隙看见天上的星星。
刚开始挖时还好，人们把土块子，泥条子装上小拉车，用小毛驴拉车。
越挖越深河坡就越来越陡，小毛驴越拉越费劲。
那天大队长学广到工地来给大伙送工具和粮食，看到小毛驴子四个蹄子使劲捯饬就是上不去坡，就心疼了叫宝锁：这小驴儿不行了，再干就废了，换人往上抬吧。
挖过河的人都知道抬抬子是出河工最累的活儿，搭伴儿的两个人还要体力相当，否则体力强的就要多担待。
分组时宝锁对村里的连成说：四叔你就和海军一组吧。
连成那年四十多岁，一脸络腮胡子，干活儿有点儿奸，村里人都不待见。
连成听说要我和他搭伙不高兴了，怕我连累他就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咱摆一抬儿，海军要是和我抬上去就和我一组。
摆抬儿是河工较力的一种方式，在铁网上横竖码放大泥条子，码多高看抬抬子人的心气儿。
泥条子码到齐腰高时四叔问我：咋样啊，我点了点头。
四叔就是奸，起抬儿时他抢了个前抬儿，这样上坡时抬子的分量就压在了后边人的肩上。
不能给知青丢脸，我咬着牙挺直了腰板儿一点不敢大意，一步一步的往上蹬，心里这个气呀。
好不容易到了河口，又上了个土坡就该掀抬儿倒了。
这掀抬儿也有讲究，要俩人喊号儿一起掀，我心里憋了一肚子火就使坏了。
没等四叔喊号儿，卯足了全身的力气集中到右肩膀子往上一颠，抬子的分量一瞬间压到了四叔的肩上，四叔噗呲就跪在了泥里。
看热闹的人们那个笑哇。
那天晚饭，我吃了七个半窝窝头。
期待您的关注，奉献给您更多故事。
谢谢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