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与延安有些缘分，大学时代学校就组织我们去过，2006年底参加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又去过，还见到了杨奎松和金冲及等学术大佬。
印象里，延安是边远穷困之地，但现场见识之后刻板印象完全被颠覆:延安城建得很漂亮，经济实力不弱，老百姓幸福感强。
延安在抗战时期成为著名的革命圣地，主要是指全国众多爱国知识青年不断奔赴延安，成为一段现象级的历史记忆。
这种现象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客观上，知识青年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而延安坚决的抗战态度和战场表现成为爱国之士心向往之和行之所向的聚集地。
当时，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是抗战最高领导机构，但抗战态度和抗战表现有时不如人意，而我军战线相对更窄，力求每战必胜。
延安地处偏远的西北，地理上的劣势反而成为传播上的优势——对广大爱国青年形成了半知半解的神秘感、新鲜感和向往感。
主观上，我方对爱国知识青年进行了有力争取。
毛泽东强调:“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
”党有军有，治之可以理解，“国”在哪里？治啥？所以，提到“治国”的高度就耐人寻味了，可见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另一个要人也指出：“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并且是重要的力量”，“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在抢，抢慢了就没有了”。
说这话的何许人也？陈云，身居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要职。
后来担任毛泽东大秘近20年之久的田家英，就是几万奔赴延安的爱国知识青年中的佼佼者之一。
此外，还要特别指出媒体特别是外媒的贡献。
1937-1941年，诸多国内友好人士和外媒记者访问延安，绝大多数人对延安都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在这些报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十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风，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延安近乎完美的形象，与国统区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广大爱国青年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爱国知识青年绝大多数都是国统区的学生，世界观尚未完全形成，思想往往激进，对“解放区的天，明亮的天”自然十分向往，而且不少学生家境不错，有经济条件前往“朝圣”。
在这条“朝圣”之路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成为非常重要的中转站。
抗战时期，红色之都延安是人人向往革命，随时准备着为党牺牲，民族英雄刘志丹、谢子长创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长途征战的落脚点。
从1935年到1948年，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十三年间，这里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是靠延安精神确立符合自身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延安精神是一种科学的求实精神。
在今天，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延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