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人生是不幸的。
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托尔斯泰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70年代末，俄国社会的阶级斗争日趋剧烈。1861年改革以后的农民，本来就遭到了一连串的掠夺，濒于破产，现在又遇上了连年歉收，成千上万地死于饥馑和瘟疫。天灾人祸迫使农民不得不奋起抗争，再一次形成革命形势，引起了托尔斯泰的关注。于是他加紧社会活动，遍访教堂、修道院，和主教、神甫谈话；出席法庭陪审；参观监狱和新兵收容所；调查贫民区等等。这一切加深了他对专制制度和剥削阶级罪恶的认识，促进他的世界观剧变，并给予他的创作以深刻的影响。他曾在《忏悔录》里自述道：“1881年这个时期，对我来说，乃是从内心上改变我的整个人生观的一段最为紧张炽热的时期”，“我弃绝了那个阶级的生活”。他在《忏悔录》（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1886）等论文中都阐明了自己的转变以及转变后的观点。列宁指出这个转变的特点：“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上层地主贵族的，但是他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点，转到宗法制农民的观点上来了。”列宁又说，托尔斯泰转变后的观点存在着显著的矛盾，一方面对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资本主义的剥削、政府机关的暴虐和官办教会的伪善都进行揭露和抨击，另一方面又宣扬“道德上的自我修养”、“不以暴力抗恶”、基督教的宽恕和博爱等一套托尔斯泰主义的说教。这些矛盾正反映了俄国宗法制农民的反抗情绪和软弱性。因此，可以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
托尔斯泰到晚年一直致力于“平民化”：持斋吃素，从事体力劳动，耕地，挑水浇菜，制鞋；并希望放弃私有财产和贵族特权，因而和他的夫人意见冲突，家庭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后来他终于秘密离家出走，途中感冒，于1910年11月20日（俄历11月7日）病逝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遵照他的遗嘱，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竖立墓碑和十字架，茨威格称之为这是“世间最美丽的坟墓”。
我很喜欢托尔斯泰这种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