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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给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新技术与旧的管理体制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在自行车共享创新出行方式、引领健康生活方式的同时，“僵尸车”、“骑行墓地”、“国民素质看魔镜”等一批新名词也开始流行。自行车运营管理不规范，缺乏相应的制度设计和解决方案。政府管理部门职责不清、行政法规不完善，导致资金、用户安全等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恶性竞争、无序用车等市场秩序混乱，乱停车、交通拥堵等公共管理困境，给企业创新和政府监管带来新的挑战。
单车共享早期的发展模式和网上的汽车共享一样，通过大量投入占领市场，通过高额补贴培养用户。事实证明，网约车和自行车共享都遇到了发展瓶颈。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失灵会使企业创新失败，而政府管理体制的滞后又不能满足行业和地区的发展需要，导致政府失灵。
集体行动困境中的昆明政府治理案例
2016年，自行车共享开始落户昆明。2017年6月15日，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公安局出台了昆明市首部自行车共享管理法规——《昆明市规范自行车共享管理实施意见》，规定了自行车共享的发展定位、运营管理和保障机制。
为了进一步加强自行车停放秩序的管理，昆明市通过政府统一规划，鼓励自行车共享企业设立自己的停车点，划定了15000多个停车点。近年来，随着昆明大力推进网格化管理，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城市分区划分为1000多个网格，多部门相互配合。每个网格由网格监督员、城管、环卫、社区和警察组成。在网格化巡查人员巡查的基础上，全面应用检测技术，将包括自行车共享在内的环境卫生、市容市貌、滇池保护管理纳入检测体系，为自行车共享的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在巡查过程中，网格员会自行处理个别单车停放问题，并及时上报单车大量堆积等问题。一旦被举报，单车企业或相关部门会限期处理。市城管部门将按区进行月度、季度、年度的网格化管理工作通报，连续排名靠后的区将受到相应处罚。2018年底网格管理才完成配置，运行时间较短，各项功能和协同的完善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2018年底，市政管理部门向昆四家单车企业下发通知，分别是摩拜单车、青驹、Hello、OFO。以各企业为责任单位，各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配合工作，于2019年元旦前后，集中开展自行车清退活动，解决全市自行车共享停车、堆积等问题。
2019年，昆明的自行车共享实施了许可管理，全市20万辆自行车共享汽车获得许可。单车数量由“一车一证”控制，也便于各方监管。同时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对共享单车的运营和服务管理进行评估。目前还没有找到官方的第三方评测信息和结果的应用。
从昆明首个自行车共享管理条例的联合出台，到网格化治理下的多部门联合参与，当面临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时，政府往往会选择多部门联合治理。但如果制度安排不完善，就容易导致政府部门多、职责交叉、权责不清、相互推诿，影响公共行政的效率和效果。
从影响-反应模式到前瞻性政府的建立
影响-反应模式是指政府只有在受到外界刺激时才做出反应的公共管理模式。它采用事后补救措施来遏制事态的发展，具有严重的政策滞后性和被动行为。
在影响-反应模式下，“政府经常纠结问题，其行为就像灭火一样。哪里有火，哪里就灭”，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注重解决实际具体问题，缺乏前瞻性规划和长远效果。
尽管从现代管理的前馈控制理论到强调政府必须适应社会环境变化并与其环境保持动态平衡的行政生态学，再到新公共管理的政府导向理论，都强调政府应主动控制环境的变化并把握全局，试图扭转政府行为的被动性。但由于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行政技术问题，政府在实际行动过程中往往难以跳出事后补救措施的弊端。
作为新事物出现的开端，自行车共享作为科技创新和绿色健康生活方式的引领者，被誉为现代中国的四大新发明之一。大众喜爱期待，媒体叫好。政府也抱着鼓励创新的态度，在宽容和审慎中给予褒奖和支持。作为市场经济中的新生事物，自行车共享获得了自由和充分的发展。政府没有考虑到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对城市道路基础设施的影响。即使考虑到了，也难以在治理主体单一、治理手段匮乏、居安思危意识淡薄的整体政治气候下有效行动，缺乏深入的社会讨论和深远的制度设计。因此，需要通过培育多元、开放的治理结构，运用信息化、科学化的治理手段，培育和平时期的治理意识，构建合作联动的治理模式，建立前瞻性的政府，来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解决公共管理困境。
开放式治理结构是前瞻性政府的基本框架。
治理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有关系，它是一种持续的互动，而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公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参政意识和能力的增强、各种社会组织的兴起，政府主导的单一、封闭的治理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公共事务的治理不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全面开放公共事务的治理边界，政府应与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各种跨国集团建立伙伴关系”成为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
信息化和科学治理是前瞻性政府的技术支撑。
共享经济时代本身依托的是互联网平台、大数据信息等现代科技手段。利用政府技术手段辅助决策，提高了决策的效率和准确性，同时促进了治理的变革。
推行电子政务等工作方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尽可能向社会展示政府工作内容，既能加强社会对政府的监督，也有利于公众参与和了解政府工作。公共管理已经从“精英暗箱操作”逐渐被公众参与所取代。
居安思危的执政意识是前瞻性政府的根本要求。
培养具有远见卓识和问题意识的居安思危的政治文化，是前瞻性政府的根本要求。行政领导和行政人员作为行政主体，应通过不断的教育和学习，培养居安思危的意识，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善于改变传统的思维习惯和工作方法，使组织具有战略性和预见性。
资料来源:吴瑞英，“共享经济时代城市治理困境研究——以昆明市自行车共享为例”，《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20年第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