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犹太研究:缘起、现状、意义和未来走向——傅友德教授访谈录
王海东
注: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因其独特的智慧和民族精神，历尽艰辛，生存至今。与民族密不可分的犹太教，是一种信仰-启示(律法)-宗教的生活方式，保持了独立的民族性，创造了许多辉煌的成就。可谓“小国寡民，大智慧，大成就”。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犹太教进入了我国的学术圈，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兴起和发展。特别是中以建交后，发展迅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们在译介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尝试文明间的比较和对话。在逐渐形成的中国-犹太比较研究中，儒教-犹太比较研究尤为引人注目。笔者就犹太教的基本问题、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史、对中华文明的意义及未来走向等一系列问题，采访了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犹太教与宗教间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犹太研究》主编傅友德教授。山东大学傅友德教授
(以下简称“王”):随着西学东渐，中国的许多思想都受到了西学的影响。犹太文化是一种古老而独特的文明。但就中国而言，还是个陌生人。请先给我们描述一下它的特点。
傅友德教授(以下简称“傅”):犹太民族和犹太文化有几个突出的特点:犹太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历经磨难，流离失所，但仍能保持民族性格；民族和宗教高度一致的犹太教，形成国教，是一神教，信仰上帝；追求宗教意味着生活和遵循法律；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具有求异包容的精神；坚韧自强，能自立自强，自立于民族之林。总之，尊一神、守法、守约、求异、尊重平等、善于学习、持之以恒，是独一无二的“犹太精神”。
王:从某种意义上说，犹太文化就是犹太教？那么，犹太教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魅力呢？
傅:犹太教是“犹太人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即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极具伦理色彩的宗教；这是一种信仰激发的(法律)-宗教的生活方式。它的起点是对神的信仰，终点是敬虔信神的生活。实现它的方法是遵守上帝启示的律法。对上帝的信仰贯穿整个过程。它是由犹太祖先在《圣经》时代创立的宗教，后来的犹太人也遵循了这一宗教。上帝的存在和唯一性、上帝的创造、圣约、选民和法律等概念是犹太教的核心教义。犹太教是重实践的，所以它的主要部分在于犹太人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体现在成为民俗的书面和口头法律、圣日、节日和日常生活习惯中。这是犹太教最具体、最有活力的部分。犹太人和犹太民族没有被同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分散了近两千年，但仍有独特的民族形态。
王:通过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了解，我们发现宗教起着重要的作用。宗教信仰对人类真正意味着什么？
傅:从全球历史来看，不难发现，宗教一直伴随着人类。甚至可以说，没有宗教信仰，任何民族都无法生存。和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许多精神领域一样，宗教是人类精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王:是的。至少今天依然存在的古代民族有着丰富的宗教信仰类型和传统。那么，人类究竟为什么可以有宗教信仰呢？
傅:就个人而言，宗教信仰和其他精神一样，是人与生俱来的“规定性”。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宗教的社会沟通功能、心理调节功能和整合功能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规范的形成，而且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就国家而言，宗教的教化和控制功能往往被当权者所喜欢，用来维护国家的稳定。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宗教是存在的境界，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它保护着人类。
王:从这个角度来看，宗教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和价值，我们应该学习、研究、借鉴宗教。想必这也是“犹太教”东传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你致力于犹太哲学和宗教的翻译和研究的动力。请谈谈什么是“犹太教”？
傅:对，既要认真学习世界主要文明的优秀传统，寻找对本民族有益的价值，进行合理的移植或嫁接，又要发掘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进行综合改造，创造真正的时代精神，进而推动我国的现代化转型。这是很多学者的志向，也是必然的因素。
当然，也有一些偶然因素，即最终选择犹太文明作为研究领域，个人的经历和感受起了重要作用。1992年10月，我去英国牛津大学希伯来研究中心学习。起初，我只是想借此机会掌握希伯来语的基础知识，学习一些犹太教的知识，以便回国后翻译斯宾诺莎的希伯来法。但随着学习的深入，我逐渐认识到犹太民族及其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同时，我很遗憾中国对犹太文化缺乏了解。所以我想在中国和犹大这两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历史的文明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在牛津读完之后，我没有直接回国，转到了伦敦莱奥贝克的拉比学院和伦敦大学犹太研究系，继续研究犹太文化。没想到，我的学术方向转向了犹太哲学和宗教学。
王:您早年研究过巴克莱哲学，您的代表作《巴克莱哲学研究》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我对西方哲学很了解。继续研究西方哲学很自然，没想到会转到犹太研究。也许这就是佛教徒所说的“因缘”。
傅:严格来说，“犹太研究”不能算作一个学科范畴，而是一个研究领域。也就是说，凡是研究犹太人、民族习惯、风俗习惯、历史文化、宗教艺术、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人口迁移、生态环境保护等的人。，都属于犹太教的范畴。研究人员可以是犹太人，也可以是非犹太人。研究方法既可以是犹太传统方法，如经典的注释，也可以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如宗教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所以是一个很宽泛的称呼，类似于西方流行的“汉学”或者“国学”。
王:犹太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又是如何发展的？
傅:犹太教从西方传入，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介绍到大规模译介、专题研究的过程，并不断深化，逐渐与中国文化融合对话。据记载，1920年，北京大学陈垣教授发表了《开封教乐考证》(东方杂志第5、7期)，开创了中国犹太研究的风气。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内犹太研究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49年至1979年，即建国至改革开放初期，相关学术研究几乎停滞。文革期间，杨震先生写了《基督教史》，1979年出版。其中，第一卷的第一章介绍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和宗教”，这是一份特别珍贵的文献。第二，从1980年到1991年，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初到中以建交前夕，也就是犹太研究的起步期，犹太研究逐渐兴起并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发表了几十篇专业论文，出版了近十本书。杰出的学者有赵福三、朱、彭小玉。第三，自1992年中以建交以来。犹太研究很快呈现出蓬勃发展和繁荣的景象。21世纪以来，犹太研究进入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阶段。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潘光、南京大学的徐新、河南大学的梁功、郑州大学的张、云南大学的肖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央民族大学的游斌、南昌大学的刘等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批研究机构相继成立，目前中国已有5个，其中山东大学犹太教与宗教间研究中心被选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5年，在教育部的推动下，中国犹太文化研究联盟成立。相继出版了一批犹太教和犹太哲学的重要译本，包括经典译本；出版了相关的犹太词典；相继发表了关于犹太教和犹太哲学的论文和专著。同时，还有一些关于犹太教和其他宗教的比较和对话的书刊。与以前相比，这些翻译和作品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质的飞跃。
王:您领导的山东大学犹太教与宗教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中国犹太教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请介绍一下该中心做的主要工作。
傅:自2004年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来，我们在之前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犹太哲学与宗教的翻译、研究和比较工作(山东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创建于1994年)。经过10多年的努力，该中心形成了以犹太宗教和哲学为主，兼顾其他宗教研究的学术特色和优势。近年来，该中心加强了与国内外学术界的密切合作，召开了多次学术会议，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视野，将跨宗教研究与对话作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自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犹太文化名著汉译丛书》出版以来，已有多部与犹太经典相关的译本问世，成为该领域最重要的基础性学术成果。创办了中国唯一的犹太研究杂志，成为中国学者发表犹太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到2018年，已经出版了15个系列。近年来，上海三联出版社推出了“犹太博士图书馆”。目前，该中心已成为国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一定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宗教学术研究中心。如今，我们也关注犹太哲学文化与中国哲学文化的比较，正在努力开拓儒学与犹太比较研究的研究领域。儒学-犹太比较研究的基础工作正在逐步推进，成为新的理论增长点。
犹太研究杂志
王:借助比较研究的方法，如何建立中国与犹太的比较研究，以犹太文明为镜，为我国的文化和社会转型提供借鉴？
傅:犹太人能历经劫难，沧桑延续，与犹太精神的形成和支撑密切相关。首先，他们有信仰支撑；其次，《圣经》和《犹太法典》教给他们思维方式和他们独特的生存智慧。三是因为送人的社会环境迫使他们以非凡的意志迎接挑战、克服困难；第四，现代社会为他们提供了融合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普世价值的条件。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犹太人(以色列国)实际上很快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实现了成功转型，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可以说，“来自天堂的伟大责任”属于犹太民族，他们不负使命，实现了“小民族、大智慧、大成就”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典范。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与法国大革命后欧洲犹太人面临的挑战和问题相似。两者都面临着现代性的挑战，都陷入了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普遍性的两难境地，都面临着文化认同危机、道德危机和民族认同危机。类似的挑战和危机，基于犹太教第一次和成功的经验，中国有借鉴的可能。具体的借鉴内容是基于兼容并包的态度和路径，根植于传统，接受西方启蒙以来的现代普世价值。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价值观和习俗，又接受了外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同时，充分挖掘民族文化中的普世价值，发扬发展。总之，我们应该在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普遍性、信仰与理性、世俗与神圣之间采取兼容的态度，努力达到一种平衡，避免走极端。以张力面对两端，采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而不是“非此即彼”。
王:从非此即彼，甚至你死我活的斗争和单一思维，转变为合理考虑和吸收各方思想和资源的理性思维，在我国非常重要。而且历史上我们的很多改善措施都是以运动的形式实施的，然后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收效甚微。社会的概念需要进一步从“权力”向“权利”转变，才能使整个社会不断前进。
傅:对。犹太人不仅有创新意识，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现代犹太教，无论是东正教、保守派、改革派、重建派还是人文主义者，虽然立场不同，但都坚持着相同的基本信仰，都能坐下来讨论民族国家的方案。他们的启蒙(《哈斯凯拉》)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既广泛吸收了西方的优秀价值观，又开启了世俗生活的革新。但犹太人并没有完全否定自己的传统，而是相互兼顾，合理吸收。更难能可贵的是，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没有停留在口号上，而是通过精英们的创造性转化，融入了现实生活。在宗派组织和犹太教堂的仪式规范的执行下，人们能够认识、接受并付诸实践。如果在知识和行动上有任何出入，他们将受到谴责或惩罚。相比之下，我们的启蒙运动始于思想精英，他们通过写书或发表演讲来影响一些读者和知识分子。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方式和执行监督机制，受众规模较小，往往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执行不到位，成效不够显著。
王:你说得太对了。而且他们的启蒙者很多本身就是信徒，有着虔诚、严谨、忏悔的精神，一般不会自大。觉悟和大众不是油水关系，而是水和水的关系，自由平等，容易沟通。所以，开悟是有收获的。你对中国犹太研究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想法？
傅:虽然近30年来犹太研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由于特定的历史影响，作为一个历史上比较薄弱的研究领域，中国犹太研究在研究特点上实际上深受国内外宗教、哲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缺乏足够意义上的学术探讨和交流。由此造成的一个现象是，在多学科研究方法推进、成果惊人的同时，往往呈现出整体的研究成果。
在专业范围内对犹太教的具体研究还存在很多问题。缺乏对经典及相关宗教教义或哲学理论更专业、直接、深入的学术研究。很多研究成果偏向宏大叙事，追求时效性与学术价值有一定差距；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除了少数关注的主题或对象外，纵向和横向的个案研究都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同时，当代中国犹太研究也存在价值中立、学术规范等问题。
因此，未来的犹太教肩负着非常艰巨的时代任务。当务之急是重新澄清和确认研究标准。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学术标准，达成一定的学术共识，建立相应的学术规范，从应有的学术角度研究问题，同时强调这类研究的“犹太人”特征，实现内外犹太视角的融合。规范相应专业术语的中文翻译，尤其是地名、生活、基本概念，避免因翻译方法不同而产生的误解。短期内，翻译、引进和研究仍是主要任务。虽然我们已经翻译和介绍了许多成果，但仍然有许多原文没有翻译成中文或只有部分翻译成中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把《圣经》从希伯来文直接翻译成中文。但《圣经》英文版是基督教文本形式，在翻译和解释上存在差异。《塔木德》里只有节选和摘录；已经翻译了两本米什那书，张平教授还在翻译剩下的四本书。我们应该继续推动对犹太教基本信仰、原则和法律的研究，同时应该将其扩展到其他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医学、天文学、科学、历史、军事和国际问题。也就是说尽可能涉及犹太研究的各个领域，不留空白。再者，要促进中国文明和犹太文明的对话，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借鉴犹太教改革经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从长远来看，是在比较研究和解释学的视角下促进两种文明的交流与融合，通过综合改造创造新的思想。我们希望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将中国的犹太教推向世界，进入全球视野，不仅得到非犹太人的认可，也得到犹太人的认可，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智慧。当然，这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需要同事们继续奋斗，需要更多新鲜力量的加入，甚至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
王:是的。建设和推进犹太研究和中国犹太研究是一项伟大的文化事业，值得我们终身奋斗。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学者能够关注这个领域，甚至参与其中。谢谢傅老师的分享！
(注:要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犹太研究的发展史和傅友德教授的学术历程，读者可以参考《1949-2019年犹太宗教与犹太哲学研究》和《傅友德:中国犹太研究的先驱》。)
学者简介:傅友德，男，汉族，1956年生于山东青州，哲学博士。曾在爱尔兰、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意大利、德国、香港等多所海外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访问学者或客座教授。现任山东大学犹太教与宗教间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主任，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外国哲学学会理事，山东省哲学学会会长，国际巴克莱学会理事，国际圣经文学学会会员。2002年创办《犹太研究》，此后一直担任主编。曾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山东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人文学部学术委员会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犹太哲学与宗教、中外哲学与宗教比较、西方哲学史。出版专著和译著20部(含合作)，发表论文近百篇。代表作有:《巴克莱哲学研究》，199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人民出版社，1993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犹太哲学与宗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主编《犹太哲学史》2008年第1、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2年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贤比较研究》，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获2011年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现代犹太哲学》、《犹太经文解读传统与思维方式探索》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犹太文化名著中文翻译系列主编，已出版15本，已翻译3本。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周刊、英国杂志《Manah》、《犹太编年史》、《以色列报》、《俄亥俄日报》、凯斯西大学、波士顿大学、布兰代斯大学、海法大学电视台、加拿大国家电台、澳大利亚国家电台、塞浦路斯国家电台等海外媒体都做过多次采访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