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体只有在他的时代才能理解自己的经历并掌握自己的命运，只有意识到他所处环境中所有个体的生活机会，他才能理解自己的生活机会。”王惠喜欢引用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名言。他是抑郁症的伴侣，也是抑郁症的恢复期患者。通过陪伴计划，王辉开始了解这个时代的共同困境。
陪伴计划是中国抑郁症互助社区“杜杜”自2018年起推出的治疗康复项目。它通过让患者和家属提供陪伴服务，理解患者对病情的感知，为患者提供支持，创造更有利于其康复的生活环境，帮助患者和家属少走弯路，用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帮助患者和家属少走弯路。
陪伴
停不下来的“过山车”
王辉是同伴，说明他也是精神病人。
2014年大三，王辉变得拖拉。她不想每天起床上课，也不想做老师布置的实验作业。出国交换生的手续很难办。异国情调下，他没有朋友，不会说语言，开始变得比较暴躁。
这种烦躁体现在他的两个极端。这一周，他可能情绪低落，只想赖在床上，连去吃饭的兴趣都没有。下周，他可能会翻身下床，到处乱跑，去酒吧购物，用信用卡疯狂购物。王辉用“过山车”来形容自己的状态。一开始中间有几天平稳过渡，后来干脆一天一天变得一样。
班主任推荐他去找心理老师，心理老师判断他是躁郁症，让他去医院仔细检查。
“你有病，要吃一辈子药。”在北京安定医院，医生的诊断让王辉很反感，他心想:“我没病。”
没有治疗，王辉的状况依然不好。学校老师从安全角度出发，让他先回家休息。回到家，看到焦急的父母，王辉更加痛苦。他觉得很愧疚，觉得自己在社会上站不住脚，会连累父母。虽然他的父母试图和他说话，但他一个字也不想听。最后住院治疗也只是略有好转。
毕业后疾病一直困扰着王辉。他只有条件好的时候才能工作，只能兼职帮人编辑一些文章和稿件。在编稿的过程中，王辉学到了很多小说以外的东西。“我发现一个作品其实一拿出来就不是成品，可以不断修改。比如那个作者，他写得很好，但是错别字很多。”王辉意识到，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自己也没必要去追求。
在此期间，王辉加入了一个关爱抑郁症患者的公益组织，结识了“穿越”抑郁症互助康复社区的张进先生。
过来人的陪伴、“连接”和“退出”
2018年6月，张晋启动了陪伴计划，这是他患上抑郁症后的第7个年头。在张晋患病的过程中，他出身于媒体，将自己的患病经历以稿件形式发表。很多患者和家属陆续找到他。他们发现，精神疾病在沟通上非常复杂，治疗也没有标准化的流程。结合自己在治疗中走的很多弯路，张进觉得如果有人过来指点一下自己就太好了。
随着病情的好转，张进开始反思自己从患病到治疗的经历。他发现现有的治疗系统不够完善。目前我国精神疾病的治疗主要由医疗卫生系统和心理咨询系统——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组成，但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共同的缺点是，他们无法为患者提供全职帮助。
于是，伴侣计划诞生了。张进希望精神病康复者能以“陪伴者”的身份出现在患者身边，与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一起，形成三位一体的治疗方法，突破“生物(医疗)-心理(辅导)-社会(陪伴)”三个环节，全程给予患者指导、陪伴和安慰。
张进看过王辉的情况，觉得可以做“同伴”。每一个“同伴”都是经过专业人员考核的，有的同伴会在“穿越”的社区做一段时间管理员，考核合格后才能转正。
2018年至今，王辉作为“同伴”陪伴了近百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青少年，其中一些人，王力可回族，是躁郁症患者。
陪伴的方式多种多样，线下交流，电话或视频，微信文字聊天。王辉发现，求助者中有很多是家长，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有抑郁症，我该怎么办？”
作为曾经的抑郁症患者，王辉现在很能理解这些患者的家长。他告诉家长，孩子选择不看你，不跟你说话。这并不是说他讨厌或憎恨你。其实他也很难受，很内疚。他们会认为“我小时候让父母受了那么多苦，我不配活着”，于是把自己关了起来。
作为陪护，王辉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患者和家长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然后慢慢退出。因为陪伴者很难一辈子陪在病人身边，但父母可以。“我觉得父母是最好的陪伴。”
王辉曾经收过一个江西的帮手。另一个人是一个边缘型人格的男孩，他经常伤害自己。一旦他情绪出现问题，他就会用刀割伤自己。对于这个帮手，王辉陪他聊天，陪他打游戏，那些次要的东西，王辉一点都不知道。虽然王辉自己也觉得这种聊天比较“尴尬”，不太亲近，但从男生的反应来看，他很满意有人陪他玩游戏聊天，有人能听他讲故事。
在这个过程中，王辉也帮助男孩和妈妈建立更多的联系。他会告诉男生，你可以问父母一些问题，他们可以帮你解决。通过这种引导，男孩和妈妈的关系开始拉近。经过王辉半年多的陪伴，男生没有再伤害自己。
明白；理解
同伴的真正麻烦是失去。
“陪伴计划”的使命原则是服务对象自主决定，类似于社工，并不是纯粹的公益活动。同伴按时间向客户收费，收费价格很低。即使是级别最高的同伴，一个小时也只需要200元。
对此，张进解释说，收费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对于求助者来说，付出的人会珍惜，不会随意招待同伴。另一方面，花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帮助那些寻求帮助的人的同伴应该得到报酬。虽然报酬不高，但这是对同伴的一种认可。同时，由于同伴大多是精神病康复，也需要社会的认可，获得报酬可以更好地帮助他们回归社会。
事实上，同伴或多或少可以从同伴计划中获得精神上的收获。王辉发现，不断讲述自己的经历并没有影响他的情绪。他觉得有人能听自己的故事，觉得自己的生命被重视，对别人有帮助，其实对自己也是一种治愈。
当然，因为同伴本身就是一个抑郁的人，不断提及自己过去的病，也会导致个别同伴的情绪反复。按照项目的要求，如果同伴在陪伴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或者回到过去的经历后感到不舒服，应该立即停止陪伴，由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进行干预。
同时，为了防止类似事情的发生，陪护管理团队会定期安排心理督导，一方面帮助陪护者提高陪伴能力，另一方面让陪护者认清自己。
对于大多数同伴来说，真正困扰他们的不是他们状态的重复，而是当他们无法向那些寻求帮助的人提供帮助时的失落感。
在王辉的陪伴下，他发现并不是每个求助者都能有明确的求助方向，也不是每个求助者都能在同伴的帮助下摆脱令人不安的环境和事件。
有一次，一个女生陷入抑郁，在网上直播自己喝醉了。后来王惠让她在北京陪她。王辉能感觉到这个女生和男朋友的关系在伤害她，但是不管他怎么做，那个女生都不能完全放弃这段关系，总是回到这段关系中继续痛苦。王辉发现自己对这样的事情无能为力。
起初，王辉深深陷入了没能帮助到求助者的悔恨中，但他接到的案子越多，他开始慢慢放下，他知道有些事情对于求助者来说是解决不了的。但无论如何，能够在一个人需要的时候陪伴他，对他的帮助已经足够了。
陪伴
宽松的环境
理解空和支持的力量
这种失落感是其他同伴共有的。刘鑫也是“陪伴计划”的一员。在他的陪伴中，有一个案例让他印象最深。帮助者是他的童年。他有明显的抑郁症状。刘鑫建议他去看医生。诊断结果是躁郁症。医生建议治疗，但他妈妈一直觉得孩子没病。去年7月，这个男孩自杀了。
这件事让刘鑫很遗憾。他觉得自己当初没有做好，应该更坚定的让妈妈带他去医院。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可能救了他朋友的命。
“我们公司就是要帮助患者增加社会联系，让他们学会如何生活。”刘鑫说，同伴不是老师，不能教会帮助者如何生活，但可以创造一个宽容的环境，一个理解的房间空，一种支持的力量，让他们自己去探索，去想怎么生活。“当然，有些人很快就能摆脱自己的状态，有些人则需要很长时间，可能是几年。我最长的同伴有两年。”
在陪伴的过程中，陪伴者偶尔会遇到帮助者目光短浅的情况。根据陪伴管理的规定:这种情况需要突破保密协议，第一时间通知紧急联系人，并向家人推荐专业的医院或机构进行治疗或危机干预。
“同伴计划”对同伴的任务有明确的规定。除了心理危机，在用药上也必须严格遵守。同伴可以与求助者讨论药物的使用，但不能建议求助者服药或换药。此外，必须告诉求助者在服用药物前咨询专业医生，并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
现在刘鑫是一名精神病学专业的研究生，他也不会轻易向客户建议用药。即使他对用药有一些意见，也会要求委托人征求专业医生的意见。
学过精神病学的刘鑫可以从专业方面评价“陪伴计划”，他认为陪伴对患者是有直接帮助的。在国外治疗精神疾病患者时，一个医生往往要和几个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治疗师合作，其中就有社工的深度参与。这整个团队为一个精神疾病患者提供生物、心理、社会的立体化治疗康复服务。其中，社工的工作与同伴的工作非常接近。
然而，“同伴计划”来自“杜杜”，一个针对抑郁症患者的互助社区团体。与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分开，三者不能像国外那样共享信息，这在我国精神卫生治疗康复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支持
分享经验，母亲的转变
对于这些年幼的孩子来说，更重要的是同伴与父母的沟通。刘鑫认为，当孩子出现心理问题时，家庭环境肯定是不可回避的环节。有的家长认为孩子精神有问题，就找同伴陪伴。还有人因为孩子生病而焦虑、烦躁甚至抑郁。他们也需要调整和改变。只有整个环境调整好了，才会对患者产生最好的效果。
梅拉是一位伴侣，她也是一位抑郁症患者的母亲。在“陪伴计划”中，她还会得到患者父母的帮助。看到父母的病情，蜡梅有时会想到自己。儿子生病期间，她也很痛苦，深深焦虑。
现在蜡梅会把儿子看病的经历作为一个教训来帮助父母，让他们不犯同样的错误，让他们找到帮助孩子的出口，让自己尽快走出焦虑。
梅拉的儿子曾经是重庆市重点中学的好学生，他在模拟考试中取得了600多分，目标是清华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但是从高二开始，他就各种症状，上课头疼，晚上失眠。精神科医生诊断为严重焦虑，但只开了一些中成药。服药不到一周，儿子开始抗拒治疗，停止服药，但症状依然困扰着他。
梅拉和她的丈夫带着他们的儿子四处求医。有的医生说孩子没病，有的医生说是双相情感障碍，有的医生说是抑郁症。每个医生都有每个医生的治疗方案，开了很多不同的药，这让奇美更加焦虑。他儿子怎么了？在这段旅程中，孩子也陷入了崩溃的状态。一些药物使他昏昏欲睡。他上课睡着了，醒来后更加内疚。其他药物对他没有效果，反而加重了他的症状。他甚至表现出自杀的倾向。
蜡梅的儿子在四处咨询的过程中，仍然坚持复习准备高考，参加各种复读班。2017年、2018年、2019年，他准备了三次高考。然而，当他来考试时，他的症状越来越严重。结果他一次考试不及格。这期间，孩子一直在努力自救，但是没有效果。
直到2019年，腊梅带着儿子去北京回龙观医院看病。经过两个小时的会诊，医生建议他不要再强迫自己复习备考，顺其自然。全家人这才下定决心放弃高考。
现在蜡梅儿子的情况比较复杂，自我效能感很低，感觉自己因为生病什么都做不了。他曾说:“妈妈，我以后真的不能工作了。我什么都不会，也不能结婚。我能凑合着过日子就不错了。”儿子这种情况，腊梅也没办法。
当梅拉成为陪护时，她将参加社区心理专业培训和陪护监督。她会和专家聊聊她儿子的情况。现在回想起来，她认为带儿子去看医生并索要药物是不恰当的。在使用了各种药物后，她的病情很复杂。
梅拉现在对青少年抑郁症有了自己的想法。她认为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比成年人更复杂。回忆起儿子的患病经历，她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她和丈夫当时对精神疾病一无所知，以为症状治好了就万事大吉了。所以丈夫一直要求儿子坚持复习，希望儿子治好后能参加高考。“但其实孩子生病的根源在于考试的压力。”
修复
彼此疗伤，找到陪伴的意义。
蜡梅在面对求助者时，会先询问生病孩子的病情，然后告诉家长，“这个时候，不能着急。你必须站出来，学习抑郁症是如何引起的，以及如何治疗和恢复。”
腊梅会告诉妈妈们，孩子抑郁后，父母除了积极就医，还需要全面梳理家庭关系和生活环境，了解孩子的性格和父母与父母的关系等。这些都梳理清楚之后，结合所学的心理学知识，分析孩子所处的环境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然后一点一点去解决。
梅拉想到了她的家庭关系，丈夫是老师，平时有点孤傲。她不善于与人交流，对儿子的学业寄予厚望。她曾经坚强，努力赚钱，追求完美，追求成功，追求金钱。此前，她有时会抱怨丈夫，丈夫以冷暴力回应她，而丈夫则通过殴打来管教儿子。这个时候，作为母亲的她始终没有出来劝阻。
“你问我有没有自责过。当然了。我想每一个抑郁症孩子的家长，在重新审视家庭环境后，都会自责。他们会问自己，我那么爱我的孩子，可我是怎么变成这样的爸爸妈妈的？”梅拉说，但如果你真的能懂心理学知识，这种自责就会慢慢消失，父母也会释然。“我的问题是我父母的投射。我父母的问题怎么办？这样，我们该怪谁呢？我以前不明白，我会讨厌我的父母。现在我明白了，我可以放手了。"
梅拉说，在她的孩子没有生病之前，她表面上似乎过得很好，但实际上她非常焦虑。现在，梅拉打算考社工，帮助更多的家庭解决问题。“最近两年，我和老公的关系也有所改善，我们的夫妻关系得到了愈合。我陪同的很多帮工也在调整家庭关系和状态。有时候想想，这就是儿子带给我们的改变。这其实就是他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他用自己的痛苦、经历和教训帮助了我们。”
在陪伴的过程中，腊梅觉得自己收获了很多。她去年陪同的一个帮手是一位母亲。因为孩子的病，母亲情绪低落，多次试图自杀。腊梅跟她说了之后，他们就线下见面了。腊梅和她聊了三个多小时，之后一直保持联系。通过腊梅的陪伴，母亲调整了心态，慢慢好了起来。没多久，孩子就停药了。她给蜡梅发了一条短信，说:“我必须衷心感谢你。你帮我掀开了头上的盖子。”
在后来的交流中，这位母亲和腊梅互相学习，腊梅也觉得受益匪浅。
通过“同伴计划”，梅拉认为心理健康知识对于预防青少年心理问题非常重要。她希望学校能把心理健康知识纳入日常教学，让孩子认识自己，认识家庭和社会环境。对于已经患有心理疾病的孩子，她认为根本不能靠父母解决，必须依靠外力。所谓的外力，应该包括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和治疗师，以及同伴之类的社会工作者。“在那个年代，如果我们家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同伴，能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认识抑郁症这种疾病，我们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
文/记者张梓瑗
来源: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