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宿舍21天后，上海干支盲人按摩公司按摩师傅张祥聪说，他没日没夜地“听”手机。宿舍和按摩店两点一线的生活被打破了。现在，他被困在一张更小的宿舍床上。
健康的人可能会觉得与世隔绝难以忍受，但视力受损的人早已习惯了旅行限制。真正的难点是疫情时代嵌入的琐碎事情:识别口罩正反面，去完全陌生的核酸检测点，在黑暗中扫描健康码，通过健康云的人脸识别在买菜软件上抢菜。
3月15日按摩店倒闭，3月28日浦东实施封控管理，4月1日解封还没到。包括张向聪在内的32名盲人技术人员被困在三间不足20平方米的宿舍里。没有宿舍厨房和冰箱，停课前购买的面包和方便面日渐减少。4月5日以后，他们早上只喝一碗米粥。
4月7日，同样是视障人士的按摩店经理李建明开始寻求帮助。他拨打了市民热线12345、市场监督管理局、居委会、城管、残联。一位女士联系了李建明，她收集了宿舍的地址、电话号码和他们的需求。“我把信息填在互助平台上，应该会有人看到并联系你。”他记得她说过的话。4月12日，残联送来了第一批物资。4月15日，李建明接到“近百个电话”，收到十余份快递。打开后，米饭、腊肉、鸡蛋和各种蔬菜铺满了宿舍的地板。
盲人看不到世界，对材料的来源一无所知。4月15日发生在三个半小时内的接力救援，隐藏在盲人漆黑的瞳孔里。电话那头善良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声音，他们拒绝告诉李建明他们的名字。
2022年4月1日凌晨3时至4月5日凌晨3时，根据上海市关于做好全市新一轮核酸筛查工作的统一安排，全面开展浦西地区核酸筛查工作。上海市民注册核酸检测。新京报记者王金喜摄
流行时代的琐事
到核酸检测点的路不算远，只是对健康人来说。3月28日，视障人士李建明和按摩店的同事离开茂兴路71号宿舍，准备前往塘桥新路与浦东南路交叉口立交桥附近的核酸检测点。32盲棍在地上打来打去，遵守以前在这条路上走的规律。他们排成一行慢慢地走着，不熟悉路的人把手搭在前面人的肩膀上。
从宿舍楼一楼往下走五步，你就来到了茂兴路的铺面。沿路的店面一个接一个地关门了，以前旅行时所依赖的气味和声音，无论是热汤馄饨的香气，还是超市里播放的促销广告，也都消散了。唯一不变的是斑驳破碎的盲道和樟树树荫下的凉意。沿路向北走，盲杖继续拍打，拿着盲杖的人绕过路边的自行车、花坛、垃圾桶、电线杆。当他们到达第一个十字路口时，向右转到塘桥新路。
通过酒店大堂独特的香味，李建明知道他正在通过如家快捷酒店，他已经走了一大半的距离。唐鑫路路面宽阔，障碍少，盲人加快了脚步。语音提示路过麦当劳，这也表明李建明该上天桥了。走在天桥上靠的是一种“感觉”，这是李建明无法准确描述的。那种感觉是存在于黑暗中的立体地图，详细记录了天桥台阶的宽度、高度、延伸方向。他们左手拿着盲杖，右手扶着冰冷的栏杆，沿着栏杆右转，往前走，再右转，下了天桥。
普通人走路只需要5分钟左右，他们走了10多分钟。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盲人收起盲杖，走进队伍进行核酸检测。之后又开始了10分钟的返程。3月28日之后，李建明稍稍松了口气。他和同事们只需要每天下楼去取新型冠状病毒抗原检测试剂，楼下就有一个集中的核酸检测点，再也不用走那么远的路了。
在疫情时代，做核酸检测是很平常的事情。41岁的视障人士李建明在与人交谈时，总是微微侧着头，耳朵指向声音的来源。像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视障人士一样，李建明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他说话很慢，习惯在开口前用思维掩盖自己的轻微口吃。两岁时，她因医疗事故双目全盲。李建明经历了很多事情，有悲伤的，有委屈的，有痛苦的，有艰辛的。相比之下，制造核酸的“难度”似乎微不足道。
同样不值得一提的还有各种嵌入疫情时代的琐事。戴口罩的时候，要再摸一次口罩。先摸面膜的金属条，确定是上下的，再摸面膜两边的折痕。折痕面朝下朝外，朝上朝内。扫健康码的时候，要先摸到贴代码的地方，确定手机和健康码的距离，然后像十字一样横向和纵向平移手机，这样可以更快的扫码。
最难的是健康云的人脸识别。人脸识别时间有限，需要在固定时间内完成面部表情的动态识别。大多数时候，李建明需要向他周围的人寻求帮助。周围没人的时候，他会摸摸自己的脸，再摸摸手机，确定位置后确定自己的脸在相框里。有时候需要眨眼和点头，所以他只能一直尴尬地眨眼和点头。
去商店买菜也是个问题。茂兴路71号附近有一个小超市和一个大超市。生活方便。因为宿舍没有厨房，两顿饭都包在按摩店，李建明和其他盲人很少去超市。超市是一片未知的广阔。蔬菜和水果隐藏在黑暗中。李建明只能通过气味和声音来辨别它们的种类。芹菜、大葱、蒜苗都有很浓的香味。对于那些无味的蔬菜，他只能认真听。“这生菜不错。多少钱？”他收集其他顾客的声音，跟着他们，拿起同样的蔬菜。
2022年4月19日，工作人员在上海某物资仓库卸货。新华社记者丁汀摄
两片黑暗
对李建明来说，上海是两种不同形状的黑暗。一个黑暗在浦东南路地下一层的按摩店，另一个黑暗在茂兴路71号三楼的宿舍。
3月28日，李建明和其他31名盲人技术人员被困在浦东实施封闭管理后的宿舍里。不到20平米的房间空挤了六张高低床。床下，挂在床栏上的脸盆、暖瓶、拖鞋、衣服沿着床面密集出现，让狭窄的过道更加局促。被困在黑暗中，李建明唯一的活动就是洗漱或上厕所。他下了床，走了出去，沿着墙慢慢走到走廊尽头的公共厕所。
局限在宿舍和按摩店的规律生活被打破了。曾几何时，早上8点，李建明会打着盲杖离开宿舍，路过早餐店外馒头的香气，小饭馆里阿姨叔叔的吵闹，还有他口中的垃圾桶、共享单车、电线杆等“乱七八糟的东西”。走了10分钟，从地面往下走了七级台阶，他到了按摩店，在这里他陷入了11年的黑暗。
“客人们说这里像个迷宫，”李建明说。“吧台左边是客人休息室，右边是按摩室，向右转，是个四人间，再往里走。右边是双人间，两个单人间，左边是双人间……”不足一米宽的走廊蜿蜒进入凯瑟琳，36张按摩床和9个足浴场所串联在一起。盲人摸象，这600平米的黑暗真的是大象。在这里，他一天花14个小时。午饭一般是中午12点，晚饭大概是下午6点。吃饭是唯一的休息时间。休息时间分为7、8个时钟，每个时钟分为40分钟到两个小时。
深夜11点过后，李建明下班后回到宿舍休息。离宿舍按摩店只有270米，盲人10分钟，健全人只要4分钟。32个盲人选的任何一天都和前一天没什么区别。健康人可能会觉得与世隔绝难以忍受，但32盲人早已习惯了这种限制。毕竟270米的直径比一个普通的居民区要小，它们的活动范围只是在两个黑暗区域之间往返。
3月27日深夜，李建明和几个同事去楼下的超市买了一些材料，然后“听”到了上海关闭的消息。宿舍没有厨房，也没有冰箱。他们买了一些面包、方便面和挂面——一些既能充饥又能快速进食的食物。公告说，它将于4月1日解封，“只是买些东西，让它去，”李建明想。他们没准备更多。
盲人在黑暗中等待。4月1日，浦东仍未解封，食物在32张嘴的咀嚼中越来越少。另一位视障人士、27岁的张祥聪开始担心。“没东西吃怎么办？”“会饿死吗？”宿舍里开始出现这样的声音，焦虑蔓延。张向聪想到了按摩店的饭菜。在过去，他们每天必须在店里呆近11个小时。按摩店包了两顿饭，店里应该有储存的米粉。下班时，按摩师傅们习惯吃包子、饼干、辣条之类的零食打发时间。4月2日，李建明与宿舍楼保安沟通，随后与两名盲人一起下楼到其工作的按摩店。他们拿回了大米、挂面、电饭锅和店里所有的零食。
茂兴路71号的宿舍又小又局促。4月17日上午10点40分，按摩店的员工正在给盲人做午饭。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岛”
社区团购、组长，这些封闭管控时期的热词，李建明并不知道，只是偶尔听同事说“团购很难，什么都很贵”。他没用过买菜的软件，更不知道抢菜的攻略。
更熟悉智能手机的张祥聪和其他更年轻的盲人正试图在买菜软件上抢菜。每天早上6点，张向聪就打开平台抢食。张向聪听不到蔬菜的画面。他只能听屏幕软件读出蔬菜的种类和价格，加入购物车，然后点击下单支付。手机读到“商品因储物不足已下架，请重新选择”、“前面拥挤，请重新选择”等提示后，购物车里的内容也是空空。
“我们无法管理抓取蔬菜的软件，”李建明说。茂兴路71号是酒店式公寓，外来务工人员来上海打工的地方。他们中的许多人住在这里当保安或酒店服务员。流动性强，没有所谓的社团，更没有社团团体的存在。用买菜软件抢不到菜，也没有社区团购。蔬菜和肉都是奢侈品，连米饭和面条都快吃完了。4月5日以后，他们一天只吃一顿饭。在最饥饿的早晨，他们喝一碗米粥，然后上床睡觉。实在饿的时候，就放一把面和老干妈一起吃。
很多时候，盲人躺在床上，醒来后用旁白功能和读屏软件“听”手机。当他们无聊的时候，他们会睡一会儿。宿舍里飘着短视频的声音，读屏软件和机械的女声，还有《漠河舞厅》《你的酒馆打我》等网络歌曲。
4月7日，李建明别无选择，只能寻求帮助。他给居委会打了电话，给公共热线12345打了电话，然后按照电话里的指示给城管执法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打了电话。他打了太多电话，接了太多电话。有时他会忘记电话那头是谁，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说他的需求。“三十二个盲人被困在茂兴路71号。我叫李建明，我的电话号码是……”4月10日，他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女人收集了他的信息。“我把信息填进了互助平台，应该会有人看到并联系你。”听着，他不抱太大希望。
4月11日，李建明打电话给残疾人联合会寻求帮助。残联记录了他的信息，告诉他会很快处理。没有明确的答复，李建明不敢告诉其他同事，怕让他们失望，只好焦急地等待。4月12日下午6点40分左右，CDPF的物资送到了茂兴路71号，有猪肉、腊肉、白菜、蒜苗、干辣椒、萝卜，还有洗手液、肥皂、卫生纸等生活用品。
“兄弟们都很兴奋。大家把物资放好，喊着够吃几天。”李建明说，脸上带着柔和的微笑。让李建明没想到的是，这种喜悦在三天后继续冲击着他。他不知道的表格是在网上看到的，网友转发这条求助信息，然后转发到上海互助小组。
4月15日晚，李建明收到了十几个快递。宿舍一地都是米饭，鸡蛋，水果，面条，牛奶，各种材料。“孤岛”里的盲人获救了，他们再也不用忍受饥饿了。充分供应是明确和有形的，尽管它的来源是一个谜。李建明对这些物资从哪里来，捐赠的好心人是谁，以及在运力紧张的情况下，这些物资是如何送到茂兴路71号的，一无所知。
2022年4月15日晚，李建明收到十几个快递。米饭、腊肉、鸡蛋和各种蔬菜铺满了宿舍的地板。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三个半小时的接力救援
在上海这个常住人口约2500万的大城市，生活着约9万名视障人士，像李建明这样完全失明的约有3万人。在疫情可见的各种求助信息中，盲人的求助声音是微弱的。大部分视障人士都不擅长沟通和求助。他们的朋友大多是视障人士，认识的健康人大多是按摩店的顾客。
当被问到为什么不向他认识的人求助时，李建明说他张不开嘴。“我们有32个人，有32张嘴。现在大家的材料都不够。不能给社会惹麻烦，就不会给社会惹麻烦。”他没想到，看不到世界的盲人，在四月的上海被越来越多的圈外人看到了。上海疫情中一种针对残疾人群体的互助形式开始在网上传播，许多志愿组织也开始行动起来。
收集32名被困盲人信息的表格来自“爱上海有我”防疫应急志愿者小组。4月10日之后，李建明的求助信息开始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我是李建明，1583642xxxx，一家盲人按摩店的经理。这家店有32名盲人技师。从3月15日开始，没有任何收入留在宿舍，因为视力问题，每天都不能出去买东西。希望政府和各个部门能给我们盲人弄点物资。
4月15日下午3点半，某文化传播公司总经理罗蓉在微信群里看到了这条求助的消息。45岁的罗蓉不仅仅局限于转发和求助他看到的信息。“行为公民是建设良心社会的唯一希望，”罗蓉常说。自上海封闭管制以来，他和朋友们组织了多次互助行动，对象多为独居老人。他的经历告诉他，在疫情中最需要帮助、最缺乏物资的是残疾人和老人。
核实救援信息后，罗蓉决定再次行动。在朋友圈里，他问茂兴路71号附近谁有物资。群里的一个朋友在浦东找到了三袋60斤的大米，另一个群里的朋友说可以提供蔬菜，但是没有运力。
3点50分，罗蓉联系了货运代理的弟弟涛哥，他经常与该公司联系。“浦东有32个盲人被困在宿舍里。今天，食物被切断了。我们捐了一批大米，从张江送到浦东新区茂兴路71号。你能帮我吗？你说钱。”涛哥很快答应了，并回复道:“捐赠的物资我不收费！”
提供物资的人和运送物资的人被拉进“茂兴路71号”群里交流信息。下午5点，涛哥去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要大米，去德州路要食物，运送物资的小巴开始驶向茂兴路。下午6点50分，三袋大米和蔬菜送到了茂兴路71号。
与此同时，罗蓉公司的同事开始拨打市民服务热线12345。4月15日下午4点49分，市政府打来电话。经街道和当地派出所核实，政府已发放发放物资，送方便面，并打电话订餐。稍后会分发蛋糕和材料进行保护。
市政府、残联的物资和社会各界好心人涌向茂兴路71号。
2022年4月15日下午，涛哥开着一辆皮卡车，装着三袋大米和蔬菜，来到浦东茂兴路71号。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作为一个视力受损的人
对于大多数盲人来说，生活是重复的。按照明确的路线和时间，按照明确的计划行走。自从2021年夏天来到上海，张向聪的生活就很有规律。每天出发时间固定在10点半，回到宿舍的时间是晚上11点。午饭是店里固定的两菜一汤。这让张向聪很有安全感。
海豹打破了这个规则。被困宿舍21天后，张向聪说，他没日没夜都没法“听”手机。他怀念以前的生活，怀念那个可以在黄浦江边走上5分钟的夜晚。风是开放的，流水的声音是不易察觉的，过往船只的声音让他感到快乐。
对于在上海生活了超过11年的李建明来说，这座城市意味着更多。2011年2月10日是李建明第一次来上海的日子。“我清楚地记得所有重要的日子。”李建明郑重地说着每一个字。他30岁了。2002年从事盲人按摩工作后，辗转多个城市，老家河南郑州周口、商丘，还去过江苏宜兴。因为他严重的口吃，他被大按摩店和医院拒绝，不得不在一个又一个小按摩店工作。“怎么了？最近怎么疼的？是轻还是重？”我结结巴巴地说出了按摩时我需要说的话。
来上海前一年，他坚持每天六点半起床，站在按摩店门前，听中央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主持人说什么就大声说什么，主持人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反复练习，口干舌燥，却不觉得累。
胆怯、焦虑、自卑，在去上海的路上，这些情绪虚伪地缠绕着他。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广阔而文明。他把上海当成赌注，希望在这个城市有所成就。刚到上海火车站时，工作人员称他为“盲人大师”，并把他领到地铁站。这是来自上海的声音。那个声音告诉他，“请保重，先生。”
从那一刻起，他觉得自己赌对了。他不再是街坊里的“瞎子”了。他是“视障人士”，也是“盲人老师”。他和那些“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在上海，他不再害怕旅行。在业余时间，他喜欢去恒隆购物中心、郑达广场和南京路。盲杖带他探索这座城市，体验普通人的快乐与生活。购物不是为了买任何东西。他喜欢闻购物中心的味道，听店员的声音。“你好，先生，我能为你做什么？”有一次，他坐在咖啡店里，陷入了沉思。一位女士走过来和他说话，很少有人会认真听视障人士说话。他很高兴。他们聊了一下午，这位女士后来成了他的顾客。
这些相遇是可爱而有趣的。4月16日，李建明收到了一位顾客寄来的速冻饺子。他还接到了来自罗蓉的电话。在电话里，罗蓉问他有没有冰箱。他的语气听起来很关切。“有冰箱的话，我给你送点肉，但不能只喝粥。”他回答没有冰箱，罗蓉回复他:“那我找点午餐肉罐头送过去。”
这是上海的困难时期。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收到这么多东西后，李建明说他如坐针毡。“这里有足够的食物。请给需要的人。”他告诉罗蓉。讲故事时，李建明仍然说得很慢，但流利而清晰。他说上海治好了他的口吃。
(文中李建明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刘洋编辑陈晓曙校对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