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北京、天津、上海、深圳等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文艺演出，《红灯记》、《沙家浜》、《见证虎山》、《江姐》等红色经典再次唱响中国，作为对国庆的献礼。
今年10月10日恰逢京剧《红灯记》诞生55周年；一部同名大型电视剧即将上映。今天，致敬经典，缅怀先贤，去戏曲APP特别推出一篇聚焦京剧《红灯记》编剧签名的文章，首次披露翁欧鸿先生的校样手稿和难得的历史图片！让我们随着作者的叙述，回顾一下那个火热时代的经典之作《大红灯笼高高挂》创作和演出的真实历史，以及它不为人知的往事。
欧红，阿甲还是阿甲，翁欧红？
——再谈京剧《红灯记》的编剧。京剧《红灯记》的编剧是“翁偶虹，阿甲”还是“阿甲，翁偶虹”？的弟子张景山先生近日向笔者展示了一份翁先生所写的手稿——《翁瓯鸿先生谈与甲写剧本》，或许能为这一公案提供一种新的说法。这部手稿是翁偶虹先生应《红灯记》副导演罗红年的要求，于1976年底完成的。1976年11月26日，罗鸿年来到翁先生家，了解《红灯记》的写作过程，想弄清楚他和阿甲分别写过哪些部分。罗红年觉得，在批判《红灯记》的李昱和演员钱浩亮的见面会上，阿甲说“红灯记本来就是我做的”不合适，应该说“是我们做的”。罗的理由是“《红灯记》是编剧翁欧虹和导演罗红年演的”。所以翁欧鸿写了以上材料来说明《红灯记》剧本的写作。在这份久已不为人知的材料中，翁先生描述了他在1963年底接受了创作《红灯记》的任务。“完成一、二稿后，阿甲同志参加了编剧”。从导演构思开始，A提出修改意见和方案，与翁欧虹研究、合写，来回“修改几十遍，写了六七稿”，使剧本逐渐完善。两位作家的写作模式是“有的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写，有的一个场景一个场景写”。其中翁欧鸿加了“粥棚逃亡”第三场，而阿甲“独立思考”，写了“刑场斗争”第八场。有些咏叹调是阿甲同志一个人写的，比如第八场铁美唱法里“爹留下无价之宝”那一段，第五场“听奶奶红光”那一段，第九场“提敌人心肺轰炸”那一段，都是阿甲写的，跟翁欧鸿学的。他只是在“个别的话”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由A同志自己修改加工的。就这样，两人互相配合，共同研究，逐步提高了《红灯记》的思想性、文学性和艺术性，直到1965年终于完成了《红灯记》的表演本，发表在《红旗》杂志第二期上。根据翁偶虹的描述，我们可以复原出阿甲曾写的咏叹调是三段:(1)第五首《沉痛谈革命家史》中的“听奶奶红光”一段。(2)铁妹在第八场《刑场斗争》中演唱的《爸爸留下了无价之宝》。(3)第九场“依靠群众帮助”中“抬高敌人心肺轰炸”的段落。在1964年11月剧本出版的剧本《红灯记》中，我们可以找到以下几段由阿甲独立创作的文字:
1)听奶奶的红灯，但有道理的话不多。我明白了:爸爸不怕冒险，表哥也愿意流血牺牲。他们到底为什么要救中国，救穷人，打败鬼兵？我想做这样的事，做这样的人。梅，十七岁已经不小了。为什么不能帮爸爸操零食？比如说，爸爸负重千斤，你要扛起八百斤。(第五场《痛谈革命者的历史》)
2)爸爸留下了无价之宝，却没有留下一点钱。爸爸的品德留给我，儿子坚如磐石；爸爸的智慧留给我，儿子眼睛雪亮，绝不会被骗；爸爸的勇气留给我，儿子敢于和豺狼虎豹打交道；家里有红灯，爸爸！你的宝藏，千车万船，千车不尽，千船不全。梅，我必须把它带在身边。(第八场“刑场斗争”)
3)提到敌人的心肺轰炸！(翻到“原板”)忍恨咬牙。鸠山由纪夫这个贼，想尽一切办法拿到暗号，枪杀了我奶奶和爸爸。(转“26”)鸠山由纪夫没办法，只好恐吓我，铁妹至死都不理他。我咬着我的仇恨，咬着我的仇恨，嚼碎了咽下去。仇恨会在我心中萌芽。不要哭，不要流泪，(转快板)不要把眼泪流在脸颊上，让它们流进你的心里，擦出火花。愤怒在燃烧，它会把黑暗烧尽。梅我，做好准备:不怕放生，不怕被抓，不怕被鞭打，不怕被囚禁！就算粉身碎骨也要守住暗号！贼鸠山你等等，(叫驱散)这是铁妹的好回答！(擦掉灯上的灰尘，整理好货筐，哭出来)(第九场，《依靠群众的帮助》)据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阿甲主要添加的是李铁梅的唱段，属于抒情性的补充而非剧情设计，在空间重量上与翁欧虹相比并不占多数。在这份完整而简短的手稿之前，翁欧鸿留下了几页满是删改的草稿:还有两页文字简洁而稳重的正式抄本:根据张景山先生的解释，这三份材料的顺序如下:(1)先写了五页；(2)复印2页；③翁先生觉得有点冗长，最后写了第一页。欧鸿在“文革”后的解释，明确指出了阿甲和他在《红灯记》编剧中各自的角色。然而，真正的历史却滑向了另一个方向。据张景山先生回忆，1988年秋，时任国家京剧院院长的卢瑞明代表京剧院，登上翁欧鸿的家。张景山当时也在场。陆瑞明向翁偶虹解释说，红灯记的作家排名要从翁偶虹和阿甲的署名顺序改过来，阿甲要排在翁偶虹之前。陆瑞明说，他这样做，主要是为阿甲老人做一些政治上的努力。翁虹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慢慢点头表示同意。但同时，陆颖要注意的是，之前版本上的签名是存在的。此后，国家京剧院的各种文件，以及对外演出的指示，都表述为“编剧:阿甲、翁欧鸿”。在中国京剧少年团赴台湾省演出一部剧近30年后的今天，阿甲是《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第一位编剧似乎成了公认的事实。翁虹曾经让陆瑞明注意上一个版本的签名，这个事实已经被大家心照不宣地遗忘了。然而，翁先生真的迷路了吗？如果对当代戏剧史稍有了解的话，翻翻1964年到1966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名单和剧本，就会发现编剧都是翁欧鸿和阿甲。比如1964年京剧《红灯记》参加现代京剧演出会。再比如1964年10月演出后的演出清单:1964年11月每月剧本发表的《红灯笼》和编剧签名。1965年，《红旗》杂志发表了《红灯记》的剧本和署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现在各大舞台上演的，其实是江青主导下完成的“十年磨一剑”，前后改了两百多次的“样板戏”版本。但是，阿甲在文革之初就被打倒了。历史的悖论恰恰在于，“样板戏”和《红灯记》离阿甲最远，却都打上了“改编:阿甲，翁欧鸿”的标记。有意思的是，1967年，中国唱片公司录制了《红灯记》音乐精选唱片，由中国京剧院集团演出。扉页上标注着:“剧本改编:翁欧鸿，副导演:罗红年，音乐设计:刘继典，表演单位:中国京剧院集团，演唱:、、、顾，中国京剧院集团一团伴奏，几乎涵盖了红灯笼的所有重要成员，除了导演阿甲的名单，编剧一栏只有“翁欧虹”。知情人士透露，阿甲没有参与录制，但祖孙三代精选的重点唱段都在内。翁欧虹和罗红年参与了整个录制过程。如下图:其实文革期间，翁偶虹并没有停止改编《红灯记》的剧本。在翁欧鸿的作家生涯《一盏红灯千年》一节中，他说自己不止一次被江青提出当傀儡，曾和另一位同志一起编著过《接受任务》、《饭局上打鸠山》、《并修改了两个细节:“一个是第二部《接受任务》，交通员死在李昱和家中，尸体未交代；一是显示李昱和的警觉性。粥棚逃出后，他安全转移了暗号，再也没带回家。“其中，翁偶虹提到的另一位名叫张咏梅的同志是1932年出生的。四川人，诗人，也写过小说和纪实文学。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艺术团成员，广州军区士兵歌舞团作曲，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组作家。代表作有诗集《新年》、《海边的诗》等。《红旗》杂志1973年第7期发表了由中国京剧团集体创作、张咏梅编剧的革命现代京剧《平原上的战斗》。翁欧鸿也参与了创作。然而，不为人知的是，张咏梅在写《平原之战》之前，与翁欧鸿在《红灯记》的后期改造中合作，完成了样板戏《红灯记》的最终版本。两人的合作一直持续到197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红灯记》。因此，京剧《红灯记》的编剧签名，如果实事求是的话，应该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64年7月李的《作业本》，署名应该是翁偶虹和阿甲。第二期:是1964年10月的《表现书》，签名应该是翁欧鸿和阿甲。第三期:是1970年的《样板戏》书，署名应该是翁偶虹、阿甲、。至于较早版本的《红灯记》，则有李表演的现场录音，由翁偶虹收藏，并由其弟子张景山先生提供。2014年被北京出版集团刻录成光盘发行。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李扮演，扮演铁妹，扮演。如果我们听过李先生的录音版，就会发现这个版本与“表演版”有很大的不同，而翁欧鸿是这个版本中着墨最多的。从《记住红灯记》这一节，基本可以还原《红灯记》的最初编纂:1963年深秋，翁欧鸿在接到阿甲的初稿任务后，迅速研究了沪剧《红灯记》:“我接过沪剧《红灯记》的剧本，一口气看完了。戏是好戏，但我觉得原著沪剧还是有些丰富和丰满的。1963年底，阿甲带领京剧工作人员到上海观看沪剧版《红灯记》。同时，他在北京致力于创作。1964年1月，他完成初稿，交给阿甲:“他仅用一个晚上就看完了剧本，肯定了我改编的方向，并提出了许多具体问题。同时，他也确定了我认为对他有益的事情...我愉快地接受了他的建议，重新调整了剧本。他似乎满意又不满意，说:‘剧本还可以，但有些地方导演时还需要处理。剧本在平面阶段，不太好讲要领。只有站起来，才能看清路。“他很兴奋地让人把剧本印出来，分发给各个组的音乐设计、唱腔设计、舞蹈设计，要求全面开花，并任命a组的罗红年为副导演，先把戏法设好，然后他开始做总导演。”在翁欧鸿看来，初稿要修改，在总导演的指示下完成是理所当然的。于是，他“痛快地”重新调整了剧本，罗鸿年的“装腔作势”在翁修改后的二稿上就开始了，但此时阿甲并没有太多的介入。后来阿甲指导改，翁欧鸿密切配合导演的剧本改编:“他在肯定我剧本的基础上，按照他导演的想法做了一些改动。每次他改东西，都要请现场记者任同志给我解释...有时候干脆去排练现场观察，迎接剧本的变化，实地调研，及时解决。后来我有别的任务，不能天天去彩排，但他一直让记者们交换消息...最后杨志同志征求我的意见:为了导演直接修改剧本的灵活性，A同志是否也应该参与编剧？我当然同意。参与改编就是对改编负责。阿佳在导演里改剧本自然是义不容辞。”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红灯记》自出版以来有两个人签名的史实。对于《红灯记》这一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政治生态、社会发展中非常特殊的剧目来说，调整作家署名顺序显然不是一件小事。排名顺序的变化，直接意味着《红灯记》剧本写作中翁欧鸿和阿甲的权重变化，即翁欧鸿为主，阿甲为主。这与1966年以前各种公开版的签名顺序不太符合。至于《样板戏》和《红灯记》的生成，阿甲并没有参与删除“定本”。但江青后来将《红灯记》定为“样板戏”并据为己有的政治因素，恢复了《红灯记》原有的编导和表演团队。从最初的排练到演出结束后的各种刊物和剧目单，红灯笼的编剧一直是翁欧鸿和阿甲按这个顺序签的。最好的参考是1964年现代剧场的演员表和出版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表演用书，上面都标注着:“改编翁欧鸿，阿甲，导演阿甲，副导演罗红年，音乐设计:刘继典，声乐设计:李金泉，刘继典，美术设计:李畅，安贞山，”。京剧《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一个集编剧、导演、音乐、演唱、美术于一体的创作项目。其创作的完整集体签名应该包括以上所有，而符合历史真相的《红灯记》剧本改编作者只能是翁欧鸿和阿甲。“阿甲，翁欧鸿”的署名顺序，是文革结束后才流传开来的一个误解。我们有必要纠正1989年以来各种错误的签名顺序，还原历史真相。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探讨文革前翁偶虹和阿甲在《红灯记》剧本创作中的艺术作用。
(作者陈静静: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与影视专业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