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正好在北京中央党校学习。在邵宏的提名下,《百家讲坛》编辑部主任找到我,邀请我去做历史讲座。我一开始确实婉拒了,因为觉得自己不适合“大众节目”。后来,也是因为邵宏的一句话,让我深信不疑:我们这些学历史的人不谈历史,只好请不学历史的人来谈历史了。就这样,我接受了邀请。
一开始想讲王阳明,但是栏目组还是想让我讲明朝的皇帝,所以第一次讲大明嘉靖的往事,讲的是明朝嘉靖的社会方面。2010年8月30日至9月13日共播出15集。第一次在电视上做讲座,我准备得相当认真,但在镜头前还是有点拘谨。但是慢慢的,我感觉越来越好,越来越轻松,观众对我的评价也越来越高。第二遍讲的是万历的兴衰,2011年10月8-28日播出21集。也是讲明朝万历年间的社会方面,特别是其由盛到衰的过程,涉及万历年间的政治现象、经济现象、文学现象。上下层人物,文官,武将,传教士,各种异端思想都深受影响。
2013年,央视科教频道副主任冯存思先生和《百家讲坛》的制片人、导演来到江西师范大学,希望我再做第三期节目。我们决定了一个大标题,一面反映国家历史的镜子,从黄艳到清帝退位或鸦片战争。估计要拍六部150集。2014年1月3日-8日,2014年8月29日-9月15日播出了第一部《天下大势》,即《先秦篇》,讲述了中国如何从部落形态发展到夏商周,从公天下发展到国内天下,从诸侯之间的世仇发展到国家统一。2015年7月11日-8月3日,《国史通鉴》第二部《秦汉三国志》播出,即从秦到汉、三国的历史。
首先是内容丰富。如果把讲座比作采矿,那么我就是在守护一座“富矿”,历史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富矿。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有许多惊天动地的英雄,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我只是对内容进行提炼和整理,然后用简洁生动的语言传播给观众。
第二,我专业的积累。我从1981年开始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和明清史,讲课经验丰富。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明代政治、商人与移民、文学与社会思潮。我研究了近十年明朝的进程,对明朝和中国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和一致的解读。这些积累让我在听课的过程中更加自由无拘空。
第三,经验丰富。我曾经被下放到农村,去过工厂,生活在典型的“市民区”。之后在高校任教30余年。后来我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省政协委员,接触的各种人群比较多。出租车司机和我聊天,确定我的职业是“保卫处”。这些经历让我在讲述历史的时候更加人性化,更加体谅社会。
第四是认真的态度。除了认真备课、讲课,更重要的是传递了一种负责任、积极向上的历史观。
社会的多样性和舆论的多样性同时冲击了国家的整合,导致了社会的解体。政府无法应对这种局面,无法发挥主导作用。作家、艺术家和异端思想家的思想引导着社会思潮,但舆论可以引导民众,但绝不是对后果负责。
明朝前100年,逐渐从官本位时代过渡到官本位和财本位并存的时代。后来又注入了文化元素,形成了官本位、财富本位、文化本位的格局。此时的明朝成为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这也是其繁荣的象征。
社会多元化本来是好事,但问题是明朝的三种价值观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有权者不仅掌握权力,还攫取财富和文化话语权,而富人买官鬻爵,附庸风雅,文人积极获取职位,同时通过讲学、学徒甚至经商获取财富。官、商、学勾结,扰乱社会,极大地加剧了官场腐败和社会奢靡。
虽然社会思潮多元化,但明朝的官方观念非常保守。对外禁海,对内禁矿,造成了大量财力的损失。万历年间社会上虽有大量金钱,但与朝廷无关。大部分是走私所得,朝廷没收多少税。明朝没有被农民军李自成和张打败,而是“穷”死了。可以说是人民富了,国家穷了。当然,这个“民”只能局限于“富民”。
社会越发达,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距就越大。在法庭上,话语权掌握在先进区手中,制定政策时必然会向先进区倾斜。当先进地区继续拿起批判的武器分化社会利益时,落后地区只能拿起武器批判。
经济越发达,军队越腐败,效力越低。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怪圈。
中国的古人解决了一些历史问题,却解决不了历史的终极问题。怎么解决?我认为要向传统学习,要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个维度——礼义廉耻,要依靠一切“石民”——知识分子、农业、工业、商业;但是,历史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应该打开眼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理念和全人类的先进智慧来解决我们当代的问题。王阳明说,儒释道老庄都是为我所用,这就是大道,否则就是小道。我们也应该是欧、亚、美、澳,各为己用,各为大道。
但也是矛盾的。说到中国的问题,我们往往会归咎于传统的君主制,向往当代的民主制度。但是,坦率地说,当代的“民主”和“共和”并没有经过太长时间的考验。从美国建国到现在,还没有明朝长。从明治维新到现在,日本只有150年,大概是明朝的一半时间,但是已经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我不会说绝对的对错。我的立场决定了我的观点。这要看这个说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谁说的。事实上,最早的“雅山后无中国,明后无中国”的思想,是在宋明灭亡的过程中,在宋灭亡后,在清朝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在清朝建立后形成的。
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雅山之战是宋朝与蒙古元朝的最后一次对抗,是南宋汉政权对蒙古军队的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战争以宋军的全军覆没而结束,宋朝也结束了。清朝占领中原期间,扬州十大和嘉定三大屠城极其惨烈。随后的元朝和清朝的统治,对汉族和中国其他认同汉文化的民族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也正因为如此,顾说宋元明清不仅仅是“亡国”,而是“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当时韩国和日本也有“崖山之后,明朝之后”的说法,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华文化或者中国文化的传承者,自己的文化超过了蒙古和女真,不希望看到落后的蒙古和女真成为中华文化的拥有者。所以明朝朝鲜使者的行程被称为“朝天禄”,清朝朝鲜使者的行程被称为“燕行禄”,这也表现了对清朝的文化鄙视。
但中华民族发展至今,重温这个概念存在很大问题。
第一,汉族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纯粹的民族。从炎黄融合到夏商周,再到春秋战国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融合,再到建立统一的秦汉,再到经过魏晋南北朝实现更大的融合,汉族越来越强大,不断注入包括匈奴、鲜卑在内的少数民族因素。后来蒙古和女真也一样。这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相互融合,也是中国的多民族。第二,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野蛮和不文明,需要鞭挞和批判。但民族融合从来都是战争、文化、商业等多重因素的结果。中国如此,国外也是如此。中国的历史就是多民族形成的历史,所以今天如果有学者或者外国人重复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中国”,那么我认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
任何一个学者,他在不同场合的言论都与他的观点不同。梁启超先生声称,他总是以“今日之我”攻击“昨日之我”。在这个观点中,钱穆先生提到清朝很狡猾,但其实清朝在精通中国文化的同时,也是一个汉化的过程,无论是康熙还是乾隆皇帝,都是汉化很深的。但清朝为了维持统治地位,扼杀了汉族革命创新的优良传统,保留了守旧的东西,历代统治者也是如此。
钱穆先生是一位极有正义感的学者。他对落后和野蛮深感痛心。中国对文明和进步的欣赏倒退到了清朝,所以他猛烈抨击清朝。我也认为清朝入主中原,从文明程度来说,至少倒退了300年。
方志远:最终的历史问题是每个人的自私。在道德层面,中国有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提倡仁——仁爱仁,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奉公等。但是,在一些具体的操作环节上,我们并没有一个非常强大有力的体系来支撑这些道德观念。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传统和智慧。王阳明的“破心中贼”和“破山中贼”意义重大。心中的贼是我们的私欲,山中的贼表现出种种损人利己和公私利益的东西。
我一直认为,人治和法治从来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方面。法治社会离不开人事,人治社会也必须有法律。人治和法治是其一,社会乱不到哪里去。只有当既没有法治也没有法治,或者实际上没有人治的时候,社会才会真正动荡。
我一直认为,明朝的覆灭不能归咎于清朝,因为明朝的精英和统治阶级过多地考虑了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了人民的疾苦。每个人都责怪其他人和社会,但同时又不断扩大自己的利益,损害他人的利益。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解决这个民族的自卑心理和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一方面要弘扬传统的礼义廉耻,探索仁义礼义;另一方面,要建立强有力的制度。
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实践获得智慧。对我来说,学习和研究历史让我学会了用理解的眼光看待人生,让我过得更通透,不会太在意小事和个人得失。历史学的越多,越深入,我就越开心。
(作者:方志远,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贝尚视频独家签约作者,哔哩哔哩课程《方志远教授讲解历史:明朝之亡》正在课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