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萧炎
《从荷马到古希腊抒情诗:格伦·莫斯特古典研究论文选》,格伦·莫斯特著,高峰丰、刘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0月,424页,75.00元。
我第一次接触格伦·莫斯特教授是在2018年1月26日晚上。在芝加哥大学合作半书店的新书活动上——由格兰特·莫斯特(Grant Most)和安德烈·拉克斯(André Laks)合编的多卷本《早期希腊哲学》(Early Greek Philosophy)——他与芝加哥大学退休的古典主义者詹姆斯·莱德菲尔德就早期希腊哲学进行了对话。在前一天,芝加哥大学弗兰克人文学院也举行了一场关于早期希腊哲学的会议。在合作书店举行的对话中,雷德菲尔德不怎么说话,最多的是谈论侃侃,他谈论的是学术史。其中,印象最深的两个地方。首先,莫斯特有非常全球化的视野。他特别提到,由于早期希腊哲学的一些片段只以叙利亚文和阿拉伯文的翻译形式保存下来,多数计划以叙利亚文/阿拉伯文-英文对照的形式出版,但这一计划遭到了《罗布丛书》主编的反对。由于罗布从未处理过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外的文献,主编认为遇到这些片段时,只需要英文翻译,原文为空白色;在Most的强烈要求下,主编终于同意输入叙利亚文和阿拉伯文原文。第二,在问答环节,一位芝加哥大学的老师提问“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概念是否因为目的论色彩浓厚而被抛弃,改为“早期希腊哲学”。是否类似于圣经研究中用来代替“旧约”的“希伯来圣经”概念?本文从Most的经典和圣经研究两个方面入手,梳理了各自问题的脉络,认为两者并不相同。久而久之,我已经忘了Most给出的具体理由是什么,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与Most的互动中,老师看起来更像一个学生,而Most看起来更像教授中的教授。四年前,这个讲座还是我至今听过的所有讲座中最震撼的一个(特别疫情之后,我有了网上学术活动的便利,听了很多中国和欧美大学的讲座),我对most的所有印象都来源于此。
神学院合作书店活动
之前在2017年秋季学期希腊文学课的调查中,谈到品达的时候,看过Most的《赞的小节:品达第二皮蒂安和第七ne Mean Odes中的结构和功能》中的一章,印象不是特别深刻。这本书总体上是传统的“小学”学习。赞的尺度是图宾根大学Most的博士论文。虽然用英文重写,但仍在德国出版。可以说,这本书不是典型的美国书,也不想建立一个宽泛的研究范式,或者把品达研究纳入一个更重要的理论框架。后来还看了三联书店出版的《怀疑托马斯》中译本。虽然这本书最初是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但它更像是一篇欧洲风格的学术论文。没有引用二手文献的学术脚注,只在最后提供了一些参考书目,并不是一本强调学术规范的美国专著。因此,尽管Most出版了许多专著,如《赞美的尺度》、《怀疑者托马斯》,但我们不能像对大多数美国人文主义者那样,用Most的书来建立对他的学术方法和语境的判断。总的来说,大多数还是像许多欧洲语言学家一样缺少美国的“专著”。他广泛涉猎各种问题,撰写了大量文章,而他的专著可以说是超长论文。
由高峰峰和刘春主编的《从荷马到古希腊抒情诗:格兰·莫斯特论文选》可以让我们窥见莫斯特在古希腊文学领域的研究。我无意为整个散文集写书评。古希腊文学的研究者更适合做这个。对我来说,这本书第十二篇论文中的一个观察,西蒙尼德的《斯科帕斯颂》的背景,非常有趣:
如今,新历史主义的热潮在现代语言文学研究中达到顶峰,在美国许多英语和比较文学系的海滩上留下了文化研究的遗迹;可以预计,它迟早会席卷古典学界。其实在一些极有先见之明的古典学者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了。在古典学习的现状下,这不仅会带来弊端。古典学对古代文学和古代历史关系的理解仍然肤浅得令人难以置信:前者是语言,后者是物理;前者是个人的主观性和诗意的雕琢,后者是制度限制和权力的暴行……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广泛实行的文言文系和古代史系的制度划分,反映了对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沃尔夫提出的“Altertumswissenschaft”理想的背叛。也许新历史主义会动摇现状。(第363页)
在这篇最初发表于1994年的文章中,Most解读了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诗人Simonid的一首颂歌,并在最后一部分反思了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大多数人提到了许多文学批评方法,如解构主义和新批评,但大多数人特别强调新历史主义。首先,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看,Most强调新历史主义像解构主义取代新批评一样,进一步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边界。另一方面,在上面引用的段落中,Most从古典主义的角度强调了新历史主义的独特意义——它可以打破古代史和古典文献学之间的界限,实现Altertumswissenschaft的理想。至于Altertumswissenschaft,译者没有直接翻译成“古代科学”而是更形象地翻译成了“古代通论”。“通”字表现了《文史杂志》所传达的打通文史哲、通古学的理想。
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感觉到了“相见恨晚”,因为这也是我对新历史主义在古希腊文学中应用的体会。新历史主义源于莎士比亚对英国文学的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阐释方法,片面强调文学对历史背景的反映。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学本身的意识形态,强调文学作为历史主体参与者的一部分。因此,新历史主义在阐释文学作品时强调历史背景与文本的有机互动。作为一个古代史的学生,面对一部文学作品,我愿意做一个历史的解读;然而,我在芝加哥大学遇到的古希腊文学学者(排除大部分)警告我,对文学的历史解释正在限制文学解释的潜在范围,这不是最好的文学研究方法。而且我的古代史老师还告诉我,历史和文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学科。就像基督徒只能在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中选择一样,古文明研究者也只能在文字学、古代史和考古学中选择。带着困惑,我遇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古典研究教授莱斯利·库尔克,他在1991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品达的书,《赞美中的流量:品达和社会经济的诗学》。这本书让我眼前一亮。对品达赋与公元前5世纪社会经济关系的互动做出了精彩的诠释,展现了跨越历史与文学的可能性。我看这本书的感受和大多数人的展望一样,柯克展现了Altertumswissenschaft的理想。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克尔克是将新历史主义代入古典研究(尤其是古希腊文学)的最重要的学者,《赞美的交通》是她的第一本书。
1993年,柯克出版了《殖民的诗学:从古希腊的城市到文本》,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同学卡罗尔·多尔蒂。本书梳理了古希腊文学(包括品达)中的殖民思想。同年,由克尔克和多尔蒂主编的论文集《古希腊文化诗学:文化、表演、政治》可视为新历史主义的“宣言”。其中,柯克的文章《荣誉的经济学》对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的别称)的定义是:“(文化诗学)鼓励我们把'(文本'作为语境,把历史本身作为文本来阅读。文本和背景都是在各种各样的、竞争性的象征策略和象征经济下形成的。”这既是从古典主义角度对新历史主义方法的简明概括,也是宣言中的宣言。
古希腊文化诗学
从学术上看,克尔克和多尔蒂在新历史主义框架下的古希腊文学研究中各有特色,克尔克在古典研究中对新历史主义方法的发展做出了更为重要的贡献。多尔蒂任教的卫斯理学院只提供本科教学,不能培养研究生。Kerk所在的伯克利是美国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场所。在伯克利,克尔克与希腊悲剧专家马克·格里菲斯合作,培养了无数希腊文学学者。柯克在伯克利最早的学生之一,维多利亚·沃尔,现在在多伦多大学任教,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于1998年出版了《亲密商业:交换、性别和希腊悲剧中的客观性》。本书基于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加里·鲁宾(Gary Rubin)倡导的将性别研究中的人类学方法(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和精神分析方法(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结合起来的理论,从男权社会中女性交易的角度对众多希腊悲剧中的女性进行了政治经济学解读。综上所述,Kerk不仅在90年代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编辑了第一本散文集,还培养了第一个出版专著的学生。他们的共同主题是用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解读古希腊文学。
从这个角度来看,Most的这篇大概写于1987年或1988年,最后发表于1994年的文章(根据文章开头的注释,这篇文章最早发表于1988年的一次会议上)成功地做了一些预测。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新历史主义越来越多地进入希腊文学,这种研究范式通过研究生培养得以制度化和再现。就研究内容而言,Most也明确表示:“新历史主义进一步包括几乎所有的文本,并不轻视历史写作(作为一种文本)、公共和私人文件,甚至广告和流行文化创作。”在这里,Most似乎也在为新历史主义下的古典研究的未来研究设定一个研究方向。对于这一点,可以看看柯克和沃尔之后的作品。继《赞美中的交通》之后,克尔克主要有两本独特的书——《硬币、骨头、游戏和黄金》:古希腊有意义的政治(硬币、身体、游戏、黄金:古希腊有意义的政治)和《伊索对话:流行传统、文化对话和希腊散文的发明》(伊索对话:流行传统、文化对话和希腊散文的发明)。这两本书都像Most强调的那样,“不要轻视历史写作。”硬币、骨头、游戏和黄金将希罗多德置于古代希腊贵族意识形态和商人意识形态斗争的背景中。《伊索对话录》不仅包含了希罗多德和柏拉图的作品,还借鉴了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的“隐抄本”概念,强调希罗多德的散文创作和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录》都包含了伊索传统的“大众底层”。《伊索寓言》也成为研究古代流行文化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被大多数人强调的大众文化将成为经典研究的研究对象,这已成为事实。
同样,沃尔后来的两本书《废墟中的爱:古典雅典民主的情色》和《法律的宇宙:雅典法庭辩论中的司法话语》也反映了这一点。这两本书把修昔底德和雅典的法律演说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分析他们的意识形态。大多数人说“公共和私人文件”将成为新历史主义下文学研究的对象,这在克尔克的另一个学生的研究中得到了反映。目前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雅典娜·柯克(Athena Kirk)去年出版了《古希腊名单:跨流派的目录和盘点》,对古希腊文本中的一个被忽视的现象——名单(如荷马在《伊利亚特》中列出的各地区军事将领的舰船名单)进行了文化解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kyrk非常重视文献中的名单与碑文中的名单之间的互动。古希腊铭文往往只被历史学家作为第一手史料来重视,而kyrk则从文学的角度强调铭文是现实中的一种文化实践。
如果说克尔克和她的学生主要将新历史主义带入古希腊文学研究,那么这种影响已经扩散到古典研究的其他领域。在希腊文学研究领域,柯克与哈佛大学希腊历史专家保罗·科斯明(Paul Kosmin)合作,指导了莫妮卡·帕克(Monica Park)的博士论文《堕落的神圣:凡人的神圣:卡利马库斯(Callimachus)和小恶魔的形成》。Erial神学)(莫尼卡·帕克·侯(Monica Park Hou)曾在范德堡大学任教,但现在她已经离开了学术界。这篇博士论文还在封锁期,所以没看)。2013年,在纽约巴德学院研究希腊小说的罗伯特·乔菲(Robert Cioffi)在他的博士论文《想象的土地:种族、异国情调和哈佛大学古代小说中的叙事》中强调,他应该学习柯克在古希腊文学中的方法。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有两部拉丁文学研究著作——菲贝·巴迪奇2001年出版的《贺拉斯与赞助人的礼物经济》和尼尔·科菲2009年出版的《战争中的贸易:交换与拉丁史诗中的社会秩序》(The Commerce of War:Exchange and Social Order in Latin Epic)都指出要以克尔克的作品为模板解读拉丁诗歌。除了古典研究,柯克的新历史主义方法也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学研究。作为伯克利比较文学系的主要导师,柯克指导了目前在布朗大学任教的塔玛拉·钦(Tamara Chin)和塔玛拉·金(Tammara King)的《野蛮交流:汉帝国主义、中国文学风格、经济想象》一书,直接将柯克的新历史主义方法带到了中国早期文学的研究中。这本书在很多方面都有钱币、骨头、游戏、黄金的痕迹。
萨维奇交流,哈佛大学出版社。
Most不仅成功地预言了新历史主义在古典研究中的兴起,而且极具洞察力地指出了哪些问题会成为研究对象,柯克及其学生作为潮流引领者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当然,近年来希腊文学研究也出现了回归“形式主义”的趋势。《悲剧的音乐:欧里庇得斯剧院中的表演和想象》是一部由柯克在伯克利的学生、现任教于哈佛大学的内奥米·维斯根据伯克利的博士论文撰写的专著,是一部纯粹形式主义的文学分析。而沃尔也开始自我批判。在2015年出版的《欧里庇得斯与形式的政治》中,她指出,如果新历史主义路径学者只是把古希腊悲剧和古希腊官方档案看作某种意识形态的体现,那么悲剧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意义何在?这无疑是对我早期研究希腊悲剧的反思。因此,沃尔强调,如果我们想用历史主义来解释文学作品,而不考虑其文学体裁和其他形式主义特征,那就不是完整的历史主义。虽然沃尔是在用形式主义来弥补历史主义的不足,但这无疑是某种形式主义的回归。马里奥·泰罗(Mario Telò)现在是伯克利的一名教师,他曾在比萨师范学院接受Most教育,在他最近出版的《情感档案:希腊悲剧理论》中,他从一开始就认为,当历史决定论在希腊文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时,我们应该找到一种新的方法。泰勒本学期还在伯克利举办了“激进的形式主义”研讨会,以应对回归形式主义的趋势。我们可以在伯克利观察未来是否会有新的变化,这里是新历史主义希腊文学研究的大本营。
最后,当今大多数英美古典学者,包括most和Kirk,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崭露头角。Most和Kirk都研究品达。另外,目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古希腊经济史专家阿兰·布列松(Alain Bresson)也是品达的学生。他于1979年发表的博士论文《神话与矛盾:品达诗歌解读》对品达的《罗德岛颂》进行了结构主义解读,具有深刻的时代印记。除了古希腊经济史,罗德岛铭文文学也是布森的研究特长之一。这虽然有他早期研究品达罗德岛颂歌的痕迹,但与他当时的研究风格大相径庭。此外,现为牛津大学希腊历史讲座教授的Nino Luraghi于1994年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古代西西里和大希腊的暴政:西西里e Magna Grecia中的tiran nidi ar caiche:da panezio di Leon tinilla CAD uta dei Dinomenidi》。由于品达的颂歌有相当一部分是写给西西里的暴君贵族的,所以品达的颂歌是鲁拉吉研究西西里的重要史料。同时,鲁拉吉在这本书中还引用了柯克关于品达的著作,这可以算是柯克著作在欧洲学术界最早的影响之一。然而,鲁拉吉后来的兴趣并不在西西里的历史上,所以他离开了品达。可以说,虽然克尔克不是“刺猬”式的学者,但与Most、Buhson、Luraghi等不断转战其他领域的“狐狸”相比,克尔克仍然致力于古希腊古典文学领域,尤其是她最近与芝加哥大学希腊艺术史专家理查德·尼尔(Richard Neer)的合作。Neil在Berkeley之前也是Kirk的学生),而《品达,歌和空:品达,歌和空间:塔一个抒情考古》这本书又回到了品达。品达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几个不同风格的古典学者的交汇点和分水岭。
近30年后读Most 1994年的文章,除了他对西蒙尼德研究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对新历史主义的反思和预言,记录了某个学术史上的瞬间。因此,将包括本文在内的《从荷马到古希腊抒情诗》的翻译引入中国语境,无疑具有独特的价值,为我们窥见欧美古典学界近30年的变迁提供了便捷的途径。Most曾经成功地预言了新历史主义对古典主义的影响。现在他积极从事比较古典主义,特别注重与中国学者和汉学家的合作。虽然这种取向目前在欧美古典主义者中还是少数,但几十年后,我们或许会意识到,这就像阅读Most对新历史主义的反思一样,是另一种“前流”。
编辑:于淑娟
校对:刘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