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何丽萍
20世纪90年代初,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的吴志英师从我国著名神经学家慕容沈星教授,获得神经病学硕士学位。从此,“看别人看不到的病”的种子就落到了吴志英的心里;后来这颗种子萌发成了与成千上万罕见病患者的诊疗和对话。
吴志英教授是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浙大二院”)副院长,中国罕见病联盟浙江合作组主任。她研究遗传病和罕见病30年。寻找童年的记忆,吴志英觉得自己后来的选择并不意外。“我从小就喜欢看侦探推理小说,喜欢破案的感觉。”
2021年11月底的一天,杭州秋风细雨,吴志英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工作了六年。本报记者和她的采访原本在实验室进行,但由于防疫要求,最终改在了浙大二院解放路校区行政楼9楼。吴志英不常来行政办公室。大部分时间,她穿梭于诊所、病房、实验室之间。
2015年8月,浙大求是特聘教授吴志英被介绍到浙大二院。来杭州之前,她于2007年9月被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介绍到华山医院,先后担任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复旦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所长、神经内科副主任。
去上海之前,她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工作了17年,期间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了硕士、博士和博士后培养。“如果我没去华山医院,毕业后就算当了十几年主任医师也没几个人认识我。最多在福建小有名气,省外没几个人知道我。”
这个“没人知道”是有原因的。多年来,她一头扎进诊疗第一线,拒绝参加很多她认为没有必要的会议。“我基本不出省参加会议,节省了很多时间。”
“一旦选择研究罕见病,这条路就会一直走下去。你要经过规范化的培训,花更多的时间,耐得住寂寞,不能羡慕同龄人升职比你快。这些事情可能暂时与你无关。你的目标是做好病人的诊断和管理,同时做好罕见病的研究。”这是吴志英从年轻时就要求自己的,后来她也这样告诉她的学生。
54岁的吴志英仍然每天工作14个小时。采访中,记者感觉她每天都在病房和实验室之间穿梭。交谈中,她的眼神透露出她能感染周围的光线,她有着极高的专注力和额外的能量。
罕见病是谜,“我喜欢破案”
对人类罕见病的认识和应对始于20世纪70年代,“罕见病”作为一组疾病被正式提出的时间更短。什么样的疾病比较罕见?顾名思义,是一种比常见病更罕见或发病率更低的疾病。
但从罕见病的严格定义来看,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被广泛接受的定义。根据一般患病率或患者人数,美国、欧盟等都做出了自己的定义。
中国没有罕见病的官方定义。“当谈到罕见病时,我们甚至很难谈论过去20年的情况。中国真正提出罕见病的概念,也就是最近10年左右,直到最近5年政府介入,罕见病才真正被关注。”吴志英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说。
30年前,吴志英开始与罕见疾病联系在一起。当时国内对罕见病没有明确的概念,都称之为“遗传病”。1992年,已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的吴志英师从慕容沈星教授,获得神经病学硕士学位。慕容沈星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福建省神经病学奠基人之一。
慕容沈星教授
回想起30年前和导师的那次拜访,吴志英印象深刻:有一次来了一个坐轮椅的少年,身体扭曲成一团,四肢僵硬,说话不清不楚,口水不停地流。他的姐姐得了同样的怪病,已经去世了。“导师听后,用手电筒照了照眼睛,指着角膜缘周围的一个棕绿色环说:‘这是角膜的K-F环。’
这是吴志英首例肝豆状核变性。威尔逊氏病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由于13号染色体ATP7B基因突变,患者体内铜离子转运和排泄受阻,铜在肝脏、神经系统、角膜、肾脏等器官蓄积。发病年龄多在3-60岁。如果不治疗,这种疾病会致命;如果早期诊断和治疗,患者可以正常生活和长寿。
“看了第一个病例,我就想,为什么我的导师一眼就能看出来,而其他神经科医生却看不出来?”吴志英透露了自己投身罕见病领域的初心。后来,她认为这与慕容沈星教授丰富的临床经验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与我的导师长期关注这些遗传病和罕见病是分不开的。”
谈及此事,吴志英仍流露出钦佩之情。“当时这是他的目标:以后我要像导师一样成为一名医生,能够看疑难杂症。”她笑着说,这可能也和她从小喜欢看侦探推理小说和破案电影有关。“我总是喜欢解决一个谜,喜欢寻找答案。”
吴志英的硕士和博士项目都与肝豆状核变性有关。“我是1990年本科毕业,1992年开始跟随慕容沈星教授读硕士,然后就选定了这个病作为我一生都要攻克的疾病。”到目前为止,吴志英已发现1000多例肝豆状核变性患者。从肝豆状核变性开始,吴志英的注意力已经扩展到更罕见的疾病。
“可能很多人在做决定的时候都要想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对我来说,做选择的时候没有太多的犹豫。我一想,我的选择很简单。”
难得的医生需要积累和掌握工具。
在选择罕见病的道路上,吴志英没有仅仅依靠他对病人的热情和耐心。
“和常见病不一样,罕见病的医生必须有长期的关注和积累,才敢说能看罕见病。”能看到罕见病吗?能看出遗传病吗?在吴志英看来,“当你坐在诊所里,一个病人拿着一大堆报告走过来。你真的不仅可以给他看,还可以解读所有的报道。”
一般来说,吴志英的第一个病人大约需要半个小时。询问病人的病情,家族史,看病人带来的报告。有些病人甚至需要一个小时。
吴志英是一名神经学家,但他在硕士和博士期间接受了标准化的基因培训,而在博士后期间接受了神经科学培训。这样的背景让她对神经系统的罕见疾病有了更多的了解。
“目前国内还缺乏既能临床医学又能遗传学知识的医生。”吴志英强调,分子诊断为罕见病或遗传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带来了巨大帮助。
事实上,基因测序等基因诊断技术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也可以视为罕见病诊疗的分水岭。在此之前,罕见病主要通过临床表现和常规实验室检查手段进行判断,无法在分子水平上进一步确诊。正因如此,“解读基因检测报告的质量非常重要,应该有一个能胜任这项工作的医生团队。”
吴志英是首批接受这些新技术的罕见病专家之一。她向记者回忆了她在2005年遇到的一个罕见的病人。“我当时已经是主任医师了,但是在门诊看了一个病人,还是不知道怎么诊断。”
这名病人从小就一直在求医,他16岁来到吴志英。“当她从座位上站起来或者过马路时走得更快,只要有类似的变化,就会突然出现像街舞一样的不自主动作,这种不自主的动作可以持续20秒左右。你跟她说话她还能回答,还能有意识,但她就是停不下来。”
这类病例过去通常按癫痫治疗,但疗效很差。“我写了‘特殊类型癫痫’,但同时我打了个问号,然后我写了‘阵发性运动障碍’,但我不知道是哪种类型,因为我当时没看懂。”联系了国内很多专家,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于是她开始寻找相关资料。“当时也很难查到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周末去图书馆找了半天,到处找。”最后发现,早在1967年,国外就有“阵发性运动诱发舞蹈手足蠕动”的报道。2004年,有专家在《神经病学》杂志上发表了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PKD)的临床诊断标准,但没有关于致病基因的报道。
为什么国内报道很少?她遇到的病例都是家族性的。五年后,吴志英带领团队从八个PKD家庭收集血液样本。“我去问了其他医院的医生有没有类似的病例,找到了患者的家。那时候手机还没那么普及,很难接触到,我就带着团队上门取样。"
在2005年见到第一个PKD病人后,吴志英和她的两个研究生来到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当时是为了定位这个患者的家属,同时做一个肝豆状核变性的研究项目。硕士期间在复旦大学遗传学研究所接受过培训。为了这些事,我又去住了一年。”
那时,吴志英已经是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他仍然和他的学生们在上海租了一间简陋的房子。“我和我的一个女生睡在一个大床上,另一个男生睡在外面。他的床是木板,木板下面铺着砖。”
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很多同事不理解。“你一个主任医师,教授,还要自己出来做这个工作?我说不行,我得自己找答案。”今天,对吴志英来说,“未知是不可思议的。”
这一努力让她和她的团队将答案锁定在16号染色体上。“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无法前进了。当时已经是2007年了。”转机出现在2010年,第二代测序技术(NGS),即高通量测序技术开始进入国内市场。吴志英很快利用这项技术为自己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
“当时我把一个基因家族的4个成员的样本送到基因公司做全外显子测序。检测总费用20万,每个样品5万。这个费用相当于我当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个一般项目经费的一半。”
你想把样本送去做基因检测吗?吴志英的团队还进行了一次专题讨论。”犹豫了很久。当时大部分人都不支持。他们觉得花20万检测4个样本太贵了,说不定还找不到病因。我说,如果我找到了呢?不,我们永远不知道结果。最后我还是坚持做了。”
吴志英一直带着研究的思维行医。2007年从福建被介绍到上海华山医院后,她经常去中科院神经所讲课,听他们讨论。吴志英说,虽然她在美国博士后研究期间接受了神经科学培训,但她的知识已经更新。“做基础研究的临床医生和科学家应该保持联系,但沟通需要在同一个层面,否则就无法相互理解。”
正是基于大量的临床经验和深厚的医学遗传学知识,她才能在罕见病领域取得进展,并在此后取得了更多的成就。
“目前比较常见的罕见病可能不到1000种,我对这部分罕见病的知识已经储备在脑子里了。只要病人来找我,我就能快速判断,至少大的诊断方向不会错。”吴志英说。
我一直想做一件事:罕见病成为独立科室。
回溯到2007年9月,吴志英被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引进华山医院,先后担任华山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复旦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所长、神经内科副主任。8年后的2015年8月,吴志英被引进浙大二院,成为浙大特聘教授。现在是医院副院长,神经病学研究中心主任,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我从福建来华山医院。大家都能理解,但我为什么要离开华山?有人会不解。”
对吴志英来说,他只想做一件事。“我只是想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来做专业的事情。我想有一个门诊,一个病房和一个医学遗传学实验室。我想培养一批人看遗传病和罕见病。它不仅可以看到患者,还可以高质量地解读基因检测报告,为患者选择最合适的基因检测方法,可以帮助患者省钱。”
此前,2019年2月,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建立全国罕见病诊疗合作网络的通知》。为加强我国罕见病管理,提高罕见病诊疗水平,维护罕见病患者健康权益,国家卫健委决定建立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该协作网络包括1家国家级龙头医院、32家省级龙头医院和291家协作网络成员医院。浙大二院是浙江省的省级龙头医院。
今年11月1日,由吴志英主推的浙大二院罕见病病房正式挂牌,更名为“医学遗传学/罕见病诊疗中心”。这标志着罕见病在浙大二院已经从一个病房走向了一个专业的独立科室。
“大家都看到了我这一年是这么做的,但这不是我这一年唯一的想法和行为,而是我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时想做的事情。”吴志英提到,多年来,虽然国内医院的诊疗水平不断提高,但仍以常见病和重疾为主。“没有专业团队看疑难杂症和罕见病。”
六年前,浙大二院对吴志英最有吸引力的条件是承诺给她一个特殊的罕见病病房。“这是最重要的条件,也是第一个。”吴志英强调说。在过去的6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0多名患者来到这里接受治疗。
吴志英介绍,目前门诊有两个诊室,可以长期随访,也有专门的病房。此外,吴志英团队有一个特殊的实验室。实验室不仅有常规的基因检测平台,还有细胞平台和动物平台。“我们不能只看基因检测报告。我们必须有后续研究来寻找新的致病基因和新的治疗靶点。”
吴志英建议,相关部门应推动罕见病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展。这可能会打破目前国内罕见病诊疗难的问题。
“这种模式肯定会加快罕见病的诊断速度,并大大提高我们对患者的综合治疗和管理能力。最重要的是降低患者四处求医的成本。”
吴志英非常强调这一点。至少各省都要迅速建立罕见病专家库,并向社会公布这个名单。“常见病的医生很多,不需要公布名单,但是罕见病的专家名单必须公布。”她认为“重要的是通过各种渠道让患者尽快找到能解决自身疾病的专家”。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月,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遗传学组在《中华神经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肝豆状核变性诊疗指南2021》,在2008版《肝豆状核变性诊疗指南》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和修订。由国内肝豆状核变性诊疗领域知名专家反复讨论撰写,并在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遗传学组会议上讨论定稿。
吴志英是本指南的通讯作者之一。“这是我们写的指南,专家共识比较好写。但是,没有多年这方面的经验和循证医学证据,诊疗指南是写不出来的。”
目前,吴志英带领的团队有6名骨干,包括她自己,都是罕见病和遗传病领域的“精兵强将”。“除了我,还有两位副主任医师和三位主治医师。这些人不仅看病,而且对疾病了解很多,会看检测报告。数据可以自己分析。”
未来,医学遗传学系/罕见病诊疗中心也将注入更多年轻力量。“做罕见病的医生都要经过最正规的培训,不是道听途说,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准确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达到一定的高度,拥有良好的体力和精力,我也会让他加入这个团队。”
吴志英说,“实际上,我并不鼓励所有医生关注罕见病。毕竟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关注罕见病的医生,还得自己愿意,自己喜欢。当然,有些人会喜欢这样做。比如我愿意研究诊断罕见病,很多同龄人更愿意关注常见病。”
10000个医生里,有10个医生是真的愿意研究罕见病的,对她来说已经足够了。然而,要加入她的团队,“人们必须做出选择。”
解决无奈的慢性病:半年不到20元的药。
10多年来,吴志英在自己的病例数据库中积累了约3万例罕见病患者。这些病人都是在她诊所看过或者住院过的病人。
罕见病是人类健康问题的极端表现,遇到一个“对”的罕见病医生,有时甚至会为罕见病患者颠倒生死。
回到上面提到的吴志英的第一个PKD患者,该患者以前曾被诊断患有癫痫。“之前的医生给他开了多种抗癫痫药,但都没有效果。我说只能给你试最后一种药,但是这种药过敏。万一有什么问题,马上停药来找我。”吴志英说的是卡马西平。
卡马西平作为传统的抗癫痫药物,临床研究表明可以控制70%的癫痫患者。但马卡西平可能引起最严重的副作用,即有剥脱性皮炎的风险,严重者可出现史蒂文斯-约翰逊综合征和感染性休克,危及生命。FDA已将药物基因组学信息纳入卡马西平的药物说明书中。HLA-B*1502等位基因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严重皮肤不良反应的风险明显增加。
谢天谢地,一周后,病人告诉吴志英,第一天晚上吃了药后,第二天不管她怎么跑怎么跳,都不会出现之前的异常情况。基于这一病例的发现,吴志英等人开展了相关的临床研究,最终于2013年发表了一项研究,报道了低剂量卡马西平对PRRT2突变所致的PKD患者具有显著的治疗作用。
“每个患者每天只需要服用半片国产卡马西平,而治疗癫痫可能需要6片。”吴志英还细心地提醒病人,“你在床上放个纸条,提醒自己每天晚上口服半片卡马西平,第二天想跑就跑就没事了。”
至此,这位之前无助的患者,只需要不到20元每瓶(可服用半年以上),就能回归正常的学习生活。
“恢复”十年前的患者:“让有需要的患者跟随你一生”
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眼前患者的困境,对于吴志英来说,那些在她的病例数据库中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诊断或治疗的患者,一旦医学有新的进展,她就试图再次找到这些患者。
吴志英分享了一个案例,十年后仍然“恢复”。“10年前,这个病人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看我。按照10年前的技术水平,我无法做出诊断。结果到了浙大二院,已经可以确诊这个病了,我们就赶紧联系病人。”如果电话失去联系,我会写信给病人提供的地址。如果没有回复,我就按地址找当地居委会,让居委会帮我找病人。
“应该照顾病人。即使可以治疗,罕见病患者多为慢性病,患者可能需要跟随你一生。如果患者愿意一直来找你复诊,说明他认可你,相信你,对你的依从性很高。”吴志英说,医生应该做的是如何让你的病人永远选择信任你。
值得一提的是,浙大二院罕见病病房原本有26个床位,但最近减少了3个床位腾出了两个病房,分别改建为肌肉活检室和肌电图室。“很明显,床位会带来医疗收入,3张床位对一个临床医生来说很珍贵,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这样对患者更有利,他们的肌电图和肌肉活检都可以在病房里做,不用跑来跑去排队。”
吴志英甚至可以清楚地告诉住院病人他们需要住院多少天,以及他们将花费多少钱。“我的初衷是减轻患者的负担。患者负担轻了之后,自然会对医生有更高的依从性。他觉得不用花太多钱就能看到最好的医生,得到最好的帮助。”
为什么坚持要有专门的罕见病病房?吴志英详细解释了她的理由。“这些来医院的病人主要是为了明确诊断。”但这只是第一步。“其实针对罕见病患者的改良治疗药物还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所以,医生不管?当然不是。”吴志英的团队坚持对这些确诊的住院患者进行综合管理,同时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教育。“告诉他们,虽然没有药可以彻底解决问题,但我可以给你一些对症治疗和康复治疗,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延长他的生命。”
吴志英特别强调,“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准确的诊断,然后给他一些个体化的治疗。同一个不同疾病的患者,可能会有不同的计划,因为会有不同的表现,比如焦虑、抑郁等精神行为。我必须给他相应的治疗。我得先让他活下来。”
“由于生活质量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罕见病患者自杀率高,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吴志英告诉她的病人,“活着是最重要的。如果能多活5年,可能有效的药就出来了。但如果现在不做任何干预,即使将来有了药,你也不在了,那就太可惜了。”
对于吴志英团队的居民也有一个严格的规定。“一线医生最多能管三个病人。这三个病人管理的很好,说明你不仅治疗他,还和他沟通。医生花大量时间与病人交谈。”罕见病病房的护士也应该接受培训,“学会更好地与罕见病患者及其家属沟通。”
罕见病原创研究
吴志英仍然每天工作14个小时。“这包括上班看病人,回家后在电脑上看病人的资料和文献,做研究和指导学生。"
这些年来,“破案”由浅入深。在研究领域,吴志英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多年来,她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Nature Genetics、Brain、Neurology、Molecular Neurodegeneration等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SCI论文。
团队研究的疾病涉及肝豆状核变性、阵发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肌萎缩侧索硬化、遗传性共济失调、亨廷顿舞蹈病、遗传性神经肌肉疾病等。2020年,吴志英领衔的“神经遗传病诊疗优化与机制研究创新团队”入选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长期以来,我们与吴志英科学家在基础研究方面保持着密切合作。就像她之前遇到的第一个PKD患者一样,这项长期研究在2010年有了转机。他们最终利用全基因组测序技术成功追踪到了PKD的致病基因,即位于16号染色体上的PRRT2基因。
在发现PRRT2基因后,吴志英还需要完成证据链的另一部分,即来自动物实验的功能验证。最终,团队与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熊研究员合作。“他们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进一步确认16号染色体上的PRRT2基因是PKD的致病基因。”
2011年,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遗传学》上。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报道了PKD的首个致病基因PRRT2。“这一基因的发现引领了国际上PKD相关领域的研究,因为在此之前,大家只知道PKD是一种遗传病,而不知道其致病基因,因此无法对PKD做出准确的诊断。然而,我们解决了PKD的准确诊断,不同的国际研究小组相继报告了一系列与PRRT2突变有关的阵发性疾病。”
10年后的2021年,和熊报道了PKD的第二个致病基因TMEM151A。
“一定要配合,做自己擅长的事,不要藏着掖着。我们和熊老师的合作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吴志英看来,即使是一个高级团队,在罕见病领域也只能做有限的事情。就所有已知的罕见病而言,只有5%左右可以治疗,国内的治疗情况更是堪忧。“我们的诊断水平不会比国外专家差,甚至比他们更好更快,但我们的治疗远远落后于欧美国家,因为我们在治疗上的投入比别人少得多。”
加强罕见病领域的基础研究,在吴志英看来是一条必经之路。她告诉该报记者,“我将在未来花更多的时间专注于罕见疾病领域的原创研究。”
这种专注不仅在于她自己实验室的持续研究,还在于她希望发起一个特殊的罕见病基金会。
“类似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任务之一就是资助一些能够静下心来做研究的团队,专门解决罕见病的诊断和治疗,做原创性的研究。”在吴志英看来,我国罕见病基础研究和临床试验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
行医30年,她看到太多病人无药可治,有的病人因为国外药企突然把一种药撤出中国市场而失去了救命药。“国产原创需要进一步提高,但必须要做到。如果我们不开始这些研究,隐患总是存在的。只是当我们开始他们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五年或十年内看不到结果,但我们在未来肯定会看到结果,中国的罕见病患者在未来会看到更多的希望。”
“要有先行者,才能把很多东西留给后人享受。”吴志英这样说。
编辑:李跃群
校对:张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