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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家印象记︱唐日安:办公室贴“福”字的中国基督教史专家

汉学家印象记︱唐日安:办公室贴“福”字的中国基督教史专家

第一次见面

十月的上海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桂花的香味让人回味无穷。天气不干不热,不湿不冷,挺适合户外玩的。2016年国庆假期还没结束,我就去了一趟加拿大中部省份阿尔伯塔省的省会埃德蒙顿,在这里开始了我为期12个月的学习。

到达这里的第二天,我遇到了两个惊喜:一是早上起床后看到了外面的大雪和地上厚厚的积雪,这是一个惊喜。在上海住久了,看到雪都挺新奇的,何况这么大的场面;另一方面,我要在这个下雪天去阿尔伯塔大学见我在加拿大学习的学术主持人Ryan Dunch教授,这已经说好了。

最后一次见他是2015年11月在上海。那一次,他在上海大学历史系做了两次讲座,也为我提供了在国家基础研究委员会支持下赴加拿大留学的机会。没有他的邀请,我无法申请奖学金并成功。唐日安于2008年至2015年担任该校东亚系主任,后于1998年初重返该校历史与经典系教授职位。离开行政职位后,他专注于教学和研究写作。据了解,他平均每学期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三门中国史课程。

2015年11月,唐日安教授在上海大学校园菊展上留影。

虽然前一天晚上下了很多雪,但自行车和行人共用的通道已经被市政府清理干净。虽然可以坐三个地铁站到住处旁边的大学,但我还是选择步行到位于北萨斯喀彻温河右岸高地的校区。欣赏了40多分钟的街景,来到了像开放式公园一样的大学校园。敲开唐日安办公室的门,再次看到他的笑脸。一米八多的身高接近一米九,让他的办公室更加局促。狭窄空的房间里,一整面墙都是堆满书的书架,其他角落堆放着近半人高的书箱。

读书人的一生,都有书相伴。仔细看,我们可以看到书架上有很多中文书籍,而且大部分都与福州有关。这些应该是他早期研究福州基督教史的参考资料,到现在为止可谓凤毛麟角。唐日安不无遗憾地说,办公室的书太多了,没时间仔细整理。突然,他用中文说:“没办法,我太忙了”。对此,我只能会心一笑,并赠送临走前在天钥桥路买的盒装上海点心作为见面礼。

我坐下关上门,发现门后有一副鲁迅先生赠给瞿秋白的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世人应以同怀相待。这一定是唐日安教授的一个中国朋友送给他的纪念品。联名意向也可能表明了自己对朋友的态度,脸上总是带着富有感染力的真诚笑容。

聊了一会他们的近况,他建议我多上几门他的课,多听听课。当然,如果时间紧的话,我也可以不每节课都来。他还告诉我,他最近在“赶”一篇稿子,忙着教学科研,约定每周固定时间在办公室见面交流。聊天中,他把从家里带的午饭拿出来,边吃边聊。午餐简单却丰富:一个三明治,一瓶饮料,一个苹果,一个橘子,更说明了他每天工作时间的紧张。原来他今天下午有课要上。聊了一会儿就走了,去行政楼登记。

教学

晚上,当我回到住处时,我查看了历史和经典部当季的课程表。根据不同的学分等级,该系为各个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更多的主辅修课程。唐日安教授的三门课程是:东亚历史(中国、日本、朝鲜等。)1500年前,1500年后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近代史。选修课的学生可以在选课系统上查看授课老师每周上传的教学大纲、每周授课内容、阅读材料和电子课件。除了交课程论文,学生还要做研究报告,还要参加期中和期末考试。为了保证教学效果,学生必须事先熟悉大量的阅读材料。在图书馆自习时,经常可以看到唐日安教授为学生扫描电子读物。

在唐日安为本科生开设的班级中,绝大多数学生都是中国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商业和管理专业的学生。对于一个30人以上的班级,教室里的非中国学生可以按个位数来算。中国留学生可能是初高中受国内教学模式影响太久,或者是对所学内容比较熟悉(尤其是中国近代史),课堂讨论不太积极。相反,少数非华裔学生发言热情高涨。他们可能更渴望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而辅修这些课程的中国学生可能有“动机”认为这些课程很容易通过。

在日常与唐日安的课后交流中,也能感受到他对中国留学生的关心。各个层次的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越来越多。很多学生都是自己一个人学习,也有一些小学生是家长陪同的。唐日安当然理解这一现象的社会原因。日常交流中,他偶尔会聊到这个话题。他认为,中国留学生为了求学,也必须融入当地社会,才能融入不同族群的社会文化。记得有一个中国女留学生,在他的课上发言很积极。课后,她不仅在社区做志愿者,还在大学校园的食堂兼职。和唐日安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在工作中遇到了这个女生,唐日安对她竖起了大拇指,称赞她。在他看来,这样的留学生活是高效的,是享受的。这是他给在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的建议。在他的课堂上,经常能感受到他对中国学生的鼓励和帮助。

唐日安讲课的一大特点是充分为学生提供多层次的知识来源。有一次,在一节课的中途,他从讲台旁边的书包里拿出几本与课堂内容相关的书,分发给学生们浏览。他的很多书都是不可多得的书,这种教学上的投入无疑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2017年春季学期,唐日安教授又为研究生开设了一门宗教与中国社会的研讨课。课堂上以本系研究生为主,以讨论的形式鼓励学生了解和掌握相关的研究理论。同时,他们以跨学科的方式借鉴宗教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本课程,无疑有利于拓展研究生的理论知识和学术视野,了解学术界最前沿的学术动态。在他的讲解和讨论中,这些研究生对中国的宗教发展状况和当前的宗教政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唐日安的本科侧重于中国历史。在接受加拿大一家媒体采访时,他呼吁加拿大教育当局加强对相关课程的教育投入,鼓励积极传播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知识。可以看出,他希望通过教学来促进加拿大青年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这无疑对减少整个加拿大社会对中国和中国社会可能存在的误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随着在加拿大出生的华人后裔的增多,他们也需要在受教育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据我观察,原本代表和保存着中国文化,尤其是粤港本土文化的唐人街,正在日渐衰落,逐渐成为无家可归者的聚集地,留下了许多上了年纪的华人。由于华人社区政治话语权较弱,一度在唐人街街头摆放合法的注射毒品摊位,加速了这个社区的衰落。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希望,新的华人移民团体也组织了游行,表达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反对。这都是题外话。

随着中国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与中国相关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在加拿大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蓬勃发展。唐日安教授所在的阿尔伯塔大学最近成立了中国研究所,定期举办有关中国的讲座和展览,与中国学术界保持密切联系,还为中国和加拿大学生提供奖学金和交流学习机会。唐日安和学校里与国学有关的各个学科的学者都是学校的学术委员。大学中国研究所逐渐成为加拿大科研机构中重要的中国研究中心。在唐日安的指导下,笔者在加拿大留学期间也多次参加该所组织的学术活动,进一步了解了加拿大中国学的情况。

研究

理论家们从加拿大的汉学研究(或称中国学研究)出发,试图用“北美”一词将其与美国学术界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和讨论。这种划分主要是基于北美教育和学术体系的相似性,有其合理性。

中国历史和宗教是加拿大汉学家研究中国的重点。比如卜正民的《祈求权力: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1993),丹尼尔·奥弗梅尔(Daniel Overymer)关于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等等。

唐日安教授的学术研究集中于中国近代社会和中国基督教史研究。1962年出生于百慕大,1987年获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研究学士学位,1991年获得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96年获得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交流中,唐日安教授告诉笔者,欧大年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是他们的一位讲师。当时对中国宗教和社会产生兴趣,与欧大年等人的教导和引导有关。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的导师是史景迁。唐日安回忆说,史景迁的研究范围很广,自己很少重复研究。他的博士生也选择了各种课题。就他而言,他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大多出于自己的学术兴趣。选定题目后,史景迁没有过多干涉,但在讨论论文时,他总能提供有见地的指导。

1992年,唐日安去福州参加一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有关的研讨会时,提交了一篇与福州近代中国基督徒有关的文章,这篇文章逐渐发展成为他博士论文的题目。1993年至1994年,唐日安应福建师范大学的邀请,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福州收集相关资料,以便撰写博士论文。

在此期间,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也住在福州。资料收集期间,得到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省图书馆、福建省档案馆等机构的协助。国内这方面的开创者张开元、林金水等学者也为他提供了很多帮助。和笔者聊天时,常常能感受到唐日安教授对90年代初中国生活的怀念。他的女儿也有一个相当优雅的中文名,而且她对中国文化特别喜爱,而这样一个“娃娃”也曾在当年的福州街头吸引过围观的人群。

唐日安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最后成果是《福州新教徒与现代中国的形成:1857-1927》(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1年)。这本书是根据他的博士研究论文写成的,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可以说是北美学术界在中国基督教史领域的一部开创性专著。

唐日安教授专著封面的书影

唐日安的专著有许多优点:首先,它使用了大量新发现和收集的中文资料,特别是福建师范大学陈增辉先生积累的史料。这与大多数西方学者对西方材料的依赖相比,构成了材料上的优势,同时与中国学者相比,又具有熟悉西方史料的优势。第二,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新教信徒身上,考察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历史地位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这个思路类似于保罗·寇恩提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即试图“在中国本土新教群体中发现中国基督教的历史”;第三,唐日安的研究除了新的整体性视角外,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特别关注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他的研究解释了福州信徒和爱国者的身份,回应了“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的观点;第四,在考察这一群体的过程中,我们从未忽视他们与当地社会的互动。以上几点都给中国学术界提供了一些启示。

唐日安的专著在中国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笔者跟他交流的时候,问过这件事。他承认,很多中国学者提出要翻译这本书,但目前没有进一步的趋势。再者,他谦虚地说,这本书已经出版十几年了,好像跟不上学术更新了。况且版权在耶鲁大学出版社手里,拿到翻译的版权很难。最后一点,无疑是带点玩笑的豁达言论。

唐日安教授的一篇学术文章,在中西中国史学界,尤其是中国基督教研究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近几十年来,海外学者密切关注中国基督教研究的范式转换。他的《超越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理论、基督教使命与全球现代性》(《超越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理论、基督教使命、全球现代性》,历史与理论,2002:4;《国际汉学》2016年第1期(石开译)一文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应。本文指出了“文化帝国主义”视角的内在逻辑矛盾和学术理性的缺陷。本文提出了一个超越“文化帝国主义”的学术理论框架,认为“方法论的关键在于重心的转变,从符合本土文化的传播者转变为接受者的本土能动性”,从“全球现代性”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历史和现实问题。这无疑是西方学术界对自己传统的理论总结和改造。这篇文章被西方学术界广泛转载。中国文学界也越来越关注这个话题(参见王德硕:《北美中国基督教史述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唐日安教授继续领导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领域的学术研究。北美亚洲研究协会(AAS)2017年年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唐日安组织来自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学者组成专题讨论小组,将方案上报年会会务组,并成功申请参会资格。

唐日安教授在2017 AAS年会上与另一位学者合影。

本次小组讨论的主题是“战争和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基督教研究的新视角”,通过使用非西方材料,重点讨论了非西方角色在中国基督教领域的作用。2011年,在唐日安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的美国康乃尔大学青年学者约翰·巴维克(John Barwick)、澳大利亚奥克兰大学中国学者唐日安教授的另一位中国博士生廖惠清(音)和作者作为专题讨论组的发言人,美国杜克神学院中国学者连教授作为评论员。我们六个人在多伦多汇合后,在街边找了一家安静的餐厅,边吃午饭边讨论讨论组的汇报规则,互相了解情况,保证汇报活动的顺利进行。

在参加北美亚洲研究协会年会时,唐日安教授活跃在其他主题论坛上,他对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事情都感兴趣。他愿意为促进中加文化交流做出贡献。2012年,埃德蒙顿孔子学院举办了大学生汉语桥比赛。当时任阿尔伯塔大学东亚系教授的唐日安教授参加了这次活动,他认为学习和掌握中文非常重要,并鼓励学生们玩得开心。

中国情结

唐日安教授与中国学术界关系密切。2013年在上海大学参加“中国文学与中国基督教研究”国际研讨会,介绍其对晚清在华传教士中文出版物的整理和研究,并与上海大学探讨合作的可能性。2015年,他给学校做了两次学术讲座。2017年被国家外国专家局申报为上海大学高端访问学者。相信未来双方会有更多的合作交流。

2016年10月,作者被上海大学研究生院派往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访问一年。在唐日安教授的接待下,我受益匪浅。我深深感受到了这位“汉学家”平易近人的风格和富有感染力的个性,以及他对落后青年学者的支持。他不仅在查找研究资料的过程中为作者提供线索,还积极帮助作者联系欧洲学术界的前辈,鼓励作者参加北美亚洲研究协会年会的学术活动,并为作者争取到了参加这次会议的差旅费和住宿费补贴。

笔者在阿尔伯塔大学校园内与唐日安教授合影。

从这些具体的细节中,我们可以感知到唐日安教授为他人学习的真诚和质朴。此外,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无疑是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力之一。当我参观唐日安教授的房子时,我发现他的房子里有许多中国文化元素。2017年春节,他甚至在办公室门外贴上红纸黑字的倒装字“春”来表示“有福”,成为整个教学楼的独特风景。也能看出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唐日安教授和他办公室前的“福”字

拉拉扎扎草草记下了一些关于唐日安教授的印象,只记得他在加拿大的学习和生活,以感谢老师的帮助和支持。除了这些印象,在我动身回家之前,我在埃德蒙顿的一家旧书店里找到了一本唐日安教授的专著,请他签名留念。这本书是作者从埃德蒙顿带回的最温暖的纪念品,埃德蒙顿是与哈尔滨结为姐妹城市,比哈尔邦的冬天更长。

临行前,唐日安在他的书的扉页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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