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ker Olles,陶晋,塔亚昌明,居Xi/演讲,高洁/整理
2022年4月10日上午,由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主办的第六届全球道教研究论坛在网上如期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道教地理:洞、天、福地研究的新发现、新观点”,中日四位学者分别作了专题演讲。罗格斯大学的刘询教授和哈佛大学的刘靖宇博士共同主持了论坛。本专栏由全球道教研究论坛和四位讲师授权,对他们的发言进行总结,整理于此,供读者欣赏。
本论坛海报
Volker Olles,当代四川石天的古代统治
汉末道教的“二十四条规”是福地的重要文化渊源之一。可以说它是早期石天道教的二十四个传教基地,也具有政教合一的功能。后来的道经将其与二十四节气、二十八夜等传统宇宙论的范畴联系起来。正如道教洞穴是天堂的反映,二十四治疗也建立了地球上天堂的反映。虽然《道藏》中提到的二十四治细节各有不同,但还是可以确定二十四治是真正神圣的空。
二十四道大部分分布在成都平原,可以认为早期石天道教是在川西发展起来的。欧·福克纳在20世纪90年代末访问了13个相关的地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何明志、稠州和竹书志。
合神山的太上智,即现在大邑县的何铭,是太上老君下凡,让张道陵做天师的地方。在二十四治中意义重大,也被视为道教组织的发源地,后人尊称为“道源”。然而,何铭的历史遗迹遭到严重破坏,基本上没有传统道观的痕迹。鹤山的古天洞据说是祖先张道陵和张三丰修行的地方。洞内挖掘出一块“汉碑”,上面写着“合纵连横之道,张辅汉”。但奥福克认为这不是汉碑,残碑上不太可能留有关键词。此外,大邑何铭山不需要“汉碑”之类的证据,因为尽管学术界对其位置仍有争议,但有大量的明清文献记载,通过道藏、地方志和实地考察,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地方是二十四治之一。一般来说,青城山-何铭是一个“道教山脉”或“道教走廊”,一直有非常活跃的道教活动。
石天道二十四治分布示意图(王春武《石天道二十四治考辨》)
书山治位于丘山,现为浦江县令。与何铭山相比,这个地方基本上保持着基层状态,遗迹较多,三教共存。长丘山太清道观虽然没有汉代的遗迹,但有许多珍贵的资料如唐宋石刻、唐代老君的圣像、清代碑刻等都是书籍中没有的。奥福克纳认为,长丘山地区汉代最早的仙人王星可能是来自河南的传说,因为这个仙人与葛洪《神仙传》中的四川无关。相反,唐代仙女杨的传说和相关遗物可以证明唐代昆道家族在这里非常活跃。此外,常秋山与宋代理学家魏了翁、清代儒生彭体元等关系密切。
古ChouéIénéIénéIénéIénéIénéIénéIéné239这不仅符合当地四川话的发音,而且在《辞源》等词典中也可以查到。山上的道观是老子庙,田舍山出土了一封汉代的石函,上面刻着“孔子向老子求礼”的故事。这里的遗迹大多保存完好,流传至今,历史脉络也比较清晰,所以奥福克曾经选择这里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
福克纳发现,老君山与清末民国时期传说中的儒家“六门”关系密切。刘门不仅经营老子庙,成都青羊宫等道观也是刘门支持经营的。到近代,四川很多道观都和很多民间组织有过互动。老君山据说是太上老君最后隐居的地方,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宝,这是“文人道家”的成熟表现。可见,现代民间组织与道教的关系与早期道教地理二十四治密切相关。
老子庙八卦亭/Volker Olles摄影
南北朝时期巴蜀石天道“二十四节度使”的情况大多不为人知,道教考古的发现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线索,说明二十四节度使地方团体在当时已经衰落。但奥福克认为,原来的邪教并没有衰落,只是改变了形式,然后二十四政权继续存在,一直是道观或佛寺所在地。
二十四治是福地的原型之一,也是道教“圣空室”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历史发展中有空白点,但对早期道教和后期道教的发展以及地方历史的研究有很多启示。二十四节令是一种持久性的宗教地理制度,它的发展一直延续到近代和当代。虽然邪教的组织和教派属性(甚至宗教属性)发生了很多变化,但石天作为一种神圣空的古代治理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
陶金“洞天福地”的原型:《真诰神录》中的茅山圣地
《真诰》中的《众神记》(共三卷)被魏斌教授称为“现存六朝中最详尽的山岳描写”,也是最早系统记载“洞天”概念的著作。奥福尔克所说的二十四法则是洞天陆原的原型,所以“洞天陆原”的体系从茅山开始就正式建立了,真正的诰是对洞天陆原的最初完整的记述。
将陶渊明《集神书》中描写的茅山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特别注意山中的一系列中小型自然景观,如山峰、洞穴、甘泉和精神植物。我把这个中小地方称为“天然避难所”。“圣地”是指相对宏观的整座山。在这次讲座中,他重点讲述了各种自然保护区中记载的宗教逻辑、涉及的人群、山观念的变迁,从而进行全面的分析和阐述。
从宗教地理的角度看,茅山其实是养生的“边疆之地”,从而成为“圣地”;从大水系来看,茅山位于南京长江岸到太湖的地理中点,四周是平原。这两点可能是使其成为圣山的客观因素。茅山有12个“自然保护区”,包括大茅山、金吉山、君山、中茅山、小猫山、郁芳山、玉岗山、常亮山、“金陵福地”、方山、陆机山和地下的华阳洞。
在鸡神树,茅山自然保护区有三大特色:空。
上清先轸埋藏的宝藏与泉水直接相关,即《集神书》中反复提到的“祁进”。泉水的优良品质,来自于埋藏在泥土里的宝藏。
茅山的三个重要山峰,大茅山、中茅山和凉场山,都被描述为山下有洞,山顶有石。石头应该有“坛”的意思,而“洞”和坛一样有仪式空的作用。
大茅山、中茅山、君山、金吉山、伏龙地山和凉场山都因其特殊的“祁进”泉水而被命名为可以建造安静房屋的地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部《众神记》可以看作是茅山静宅的选址指南,是专门传授给道教修行者的。
在这样的地理系统中,泉水是从埋藏金玉的地方流出来的,而福地的井水和土壤因为与山洞相连,所以是异质的。这样,泉水、土壤、地下水串联起了山的内外,“形”和“质”都是存在的。这些“形”和“质”的层次是相互对应的,就像血管把身体的各个部分和心脏连接起来一样。(参见图示)
鸡神树茅山空内外段示意图(陶金/画)
地上的“金陵福地”和地下的“华阳洞天”是两个特别空的房间。从“形”上看,洞穴的南、北门分别位于茅山的南、北,而洞穴的中心则对应着大茅峰的顶部。这样就可以算出洞穴的大致基本位置。此外,我们在《众神记》后“释精微”一章中看到,罗英山“是山上的外宫,洞内的内宫,制是耳。”也许这是一个暗示,地面实际上属于一个广泛的洞穴。
中国共产党在《季神树》中提到的自然保护区有六种类型。
“福山”,可以避免兵、病、水三大灾难,只限于应该“种人”的人,类似于诺亚方舟的好人得救的宗教思想。此外,田亮监狱十四年(515年)在茅山出土的徐长实的井田,是用麻石制成的,上面有许多孔。陶进认为,陶弘景选择这样的原石,意在将福地地下的肺、肺泡状地质通过井场反映到地面,形成一种视觉元素。
“桃源”,也有避祸之意,更注重居住、生活、生产,是定居的美好家园。“金陵福地”之所以能成为“桃花源”,是因为“上帝真的限制了守卫”;洞门也有“山神守卫”。这样,方士传统中的山中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东西,就转化为守道的官、将、兵,与六朝道士孔遥相呼应。
“异质性”,即山中具有“奇迹般品质”的物体。在《季神书》中,“异质性”隐藏在水和土壤中,陶琪通过泉水和农作物等共同的媒介与更多的人分享。
“灵场”是指天然的“宗教建筑”或“仪式空室”。一个是山为坛,一个是洞为门(类似于任何门)。它们不是建筑,但比人造建筑更神圣,都有“通道”的功能。
“神的居所”是指神的居所。民间一直认为毛三兄弟“各治一山”。后来山顶的“圣福”、“德福”、“仁”三观其实也呼应了这种思想。在这里,山顶不再是祭天的祭坛,而是像民居一样挂着“窗帘”的民居。此外,“洞”也被视为神仙的官邸,因此它不仅有“通道”的功能。
“圣迹”,即圣贤圣人之遗迹。皇帝、上清高镇和茅山当地的神仙/隐士在不同层面上赋予了这块土地以神圣的意义。
应该指出,在实践中,这六种类型的庇护所往往是交错和重叠的。通过这样的建设,茅山所有的自然圣贤可以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像一个生命体。
《上清迪什陈彤白珍图赞V》的画面,展现了洞穴“灵场”和“神居”(陶金/着色)的双重空特征。
《集神书》也反映了圣地的功能、权利和使用方式的变化。与《山海经》的世俗和政治属性不同,《季神书》将山的政治属性转移为宗教属性,获得圣物辅助修道的难度大大降低。随着宗教功能的进一步普及,《史记》将石天道所具有的平民关怀引入山林。“你应该是一种人”这样你才能生活在福地,而成为一种人的前提是一种有生命记录,尊重一个盟约的律法和戒律的“道人”。可见福地使用权看重的是“信”和“善”。与脱离农业文明社会的汉代神仙不同,早期石天道教以“循道持戒”为基本的宗教实践。人没有脱离生产;日常工作被赋予了神圣性。水稻作为农耕的直接产物,被视为维系民路关系的重要“法托”。农业种植活动和水利建设赋予了它神圣的源泉。将农耕引入山区或山麓的小平原,“名山”不再是远离社会和人民的“绝境”。
总的来说,圣地茅山作为福地的原型有几个突出的点。
首先,“山”似乎是无形的“大道”的一种表达,或者说象征。山野地貌中的甘泉、灵芝成为真气的具体体现。因此,神圣性隐藏在自然环境中,不与日常经验分离。
其次,福地和洞天是相互依存的一对空,对应着僧人不同的人生阶段。天为福地提供养料,使之能有“异质”的水、土、植物;有了这些媒介,人们可以通过洞门回到洞穴(进入景观)。在山洞里,他向神仙、仙人取经,然后进一步化身为“真人”,然后从山洞的神秘窗口中一飞冲天。所以山就像一个“科伊”,也就是鼓风机,一口气一口气地推动着世间大道真气的循环。
再者,六种自然圣所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它们是彼此相连的有机生命体,如同人体的内脏、皮肤、毛发。因此,山区的自然环境是统一的,但却是多样的、有机的和深深神圣的。
最后,从《史记》写作的角度。季神书延续了《山海经》“异物”的“求异”特色,但同时开启了《山水实录》注重山水植被的风气。
对于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后世山区的宗教建筑大多以“自然避难所”为本源。掌握《集神书》的叙事视角,实际上为名山尤其是《山志》、《山志》等相关文献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因此,各种自然元素都有自己的“身份”,并受到最优惠待遇的保护。
朋美提出的关于吴王山和西玛成镇最大的洞穴的问题。
11年前在日本文部省的资助下,东北昌明去了很多山洞和加持的地方。在这次讲座中,他主要从文献学的角度,结合实地考察,探讨了吴王山与司马成镇的关系。
研究洞天福地的基本材料是司马成镇的《天地宫图》,其中包含了对十个洞天福地的基本描述。书上说,“第一个吴王山洞。回到周万里,有一个清晰和空的一天。”但是,对于这本书的来源和背景却没有具体的研究。由于本书篇幅较短,历史描写不多,其中时代背景、成书时间、司马成镇与它的关系都没有说明。
李勃《真-司马先生传·吴王山》中谈到司马成镇“自选于吴王山,设坛居之”,并向皇帝建议“今五岳神龛,皆山林之神,非真神。五岳各有洞房,各有问心无愧的真人。请不要立庙。”生活在吴王的司马成镇对五岳神龛的批判,也就是对禅宗封闭性的批判。最后“因真君庙之建立,其意象体系,皆请先生推道经而造。”玄宗听从了他的话,因为他建立了真君庙。成镇的演讲是中国宗教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而勒温先生的研究已经有了详细的解释。由此可以确认,唐代的洞天思想与国家祭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洞天的朝向应该与吴王的阳台观有一定的关系。
图/鸟瞰吴王山阳台宫,最左后方是吴王主峰天坛(陶进摄)
司马吴王山选了自己的造型胜出后,买下了阳台观景居住。直到今天,经过几次改造,阳台景观保留了基本的建筑。杜光庭的《吴王天坛记》描述了唐代阳台景观的许多具体建筑布局。“明太祖御书在殿榜上很少,里面塑有五尊老仙像。阳台上有一口钟,上面有六十四卦,叫万象钟;有一个祭坛叫佛坛;有一座钟楼叫气象楼。寺西北有个有道院,名为白云道元”。今天的阳台宫殿建筑坐北朝南,台阶上有平台。前面是罗达三经堂,后面是黄愚亭,后面是仙人堂和八仙亭。罗达三经堂的东西墙上仍有一些古代壁画。罗达三经堂的西北面就是现在的白云堂。现在的阳台景观建筑布局沿袭了明朝的布局。如果可以说明代重修时基本上是基于唐朝的遗风,那么可以推测,现在的罗达三经堂就是杜光庭所说的“辽阳堂”,白云堂就是“白云道院”,黄愚馆就是“气象楼”。
陈垣《道教进士略》中有一段“赠白云先生诗集,禁止题山”的话,其中有“陛下”和“成真”。可以看出,这份文件是司马成镇提交给玄宗的。根据这段碑文的内容和李俊敏《重修吴王山阳台宫碑》的内容,可以得知该壁画完成于开元三年六月十二日。壁画描绘了各个地方的洞穴和穆斯林国王,并做了简单的解释,即碑文中提到的“事迹和头衔两卷本”。司马成镇把这些壁画的内容提交给玄宗。涂长明认为,这份《地契二题》只是《天地宫府图》的蓝本。
唐·李白《上阶帖》(故宫博物院/西藏)
此外,冢谷昌明还指出,唐代李白与其阳台观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台湾省藏唐代李太白楼上台李白原作,李白看到阳台景观壁画,写下此诗。此外,“于震公主忆道观”碑文表明,玄宗的妹妹于震公主也与吴王山有关,而这块石碑是西京大昭寺官员袁丹秋所建,他也是李白的朋友。
根据《吴王山》和《司马成镇》的相关记载,司马成镇欲以“洞天”思想超越禅宗中的五岳,赋予上清真人祭祀以国家祭祀的地位。司马在主持《阳台观》时就践行了这一意图,《天地宫宅图》以原始的阳台观壁画为蓝本,是他生命最后阶段定位洞窟的重要文献。此后,于震公主在吴王山有道教活动,李白等人可能参与了这些活动。我们需要进一步认识吴王山在洞穴系统中的重要性,研究第一洞在国家祭祀中的作用。
居Xi霍童的风土、神话与人生
朱·Xi在克里斯托夫·席佩尔先生的劝说下开始研究道教。克里斯多佛·席佩尔先生一直认为,道教不是只存在于文字中的宗教,而是活生生的宗教。因此,他希望居Xi去霍童做民俗调查,听听当地人的故事和神话传说。克里斯托夫·席佩尔先生认为,道教的宇宙秩序存在于被视为真实故事的内容中。他认为洞穴是中华文明为自己设置的避难所。这里的道教不仅是文字教义的传承,也是道士的活动。是普通人在生活中与山川河流、自然事物的相处之道。因此,要了解这片土地上的神话和生活方式,不仅是道教本身,还有人类文明生存的可能性。
天降福地制度之所以能出现,是因为早期道士选择这些地方入山避世。那么为什么霍童会被早期道士选为修行之地,最后被列为天下第一窟呢?
首先,霍童不仅在海运主干线上,而且交通不便。唐朝以前,第一批来霍山修行的道士,几乎都是乘船渡海而来。霍溪位于白马港和古田水口两个繁华港口之间。但其河口外有大量岩石岛屿,海船很难通过这些岛屿进入霍通河。霍具有鲜明的山海交错特色,既是出海求仙的道士们理想的海上之山,又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皇权的直接控制,从而形成了某种世外桃源的本质特征。明代中期,霍童出海口是侵华日军的基地和据点,霍山窑洞是躲避战乱的地方。几乎每个山里的村庄都讲述着这样的传说,他们的祖先从海上来,藏在山洞里,然后慢慢走出山洞,形成农业聚落。
寻找海上仙山的韩仲、葛洪、陶弘景等人沿着海上人们熟悉的近海航线来到闽北。为了避开喧闹的人群,他们穿越了大洋中的岛屿和山脉,驶入了霍童溪。在一条狭窄的山间峡谷中行驶了几十里后,突然水面宽阔,平域辽阔,一片开满桃花、荷花的平湖农田被群山环绕。此时,他们怎能不相信这就是天地之灵汇聚、神仙居住修行的“天地福地”?
今天霍童镇
山海交错不仅是霍童灿成为洞穴的原因,也限制了这里的生活秩序。霍童不仅位于流动的动脉上,而且相对封闭自成体系。当地先民的神话都强调社会生活作为一种理想模式是有边界的,自我封闭的,自足的。霍童最著名的创世神话是黄鞠治水。据说隋朝的御医黄鞠在这里挖渠灌溉良田,使这里成为一个可供人们居住的桃花源。如今,霍童溪两岸的小流域都有水利灌溉工程,这与道金把水利和良田作为福地象征的“真诰”一脉相承。以黄鞠水利工程所在地石桥村为例,村里的水利工程通过九曲水的设置,实现了全村家家户户都能平等取水、平等用水。而且他们利用天然的缝隙,形成了五级土堆,建了一个小型的加工工业园,几乎可以保证村民自给自足,不需要和外界频繁的贸易往来。与此同时,当地村庄往往有向邻居乞讨的倾向。这一切都说明当地的村落对外封闭,对内共享,也就是倾向于桃花般的生活方式。
这种桃花生活方式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万物之间,尤其是人与动物之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关于大圣信仰的讨论很多,但居强调,无论人们所崇拜的大圣与《西游记》有什么联系,它始终是一只猴子,是一个具有明显猴子特征的神。岷江流域霍童溪附近有大量的猕猴自然保护区。当地人认为他们崇拜的大圣是当地山上培育的猴精,也就是当地猴子的首领。所以为什么大圣在这里如此受欢迎,至少部分原因是当地人和猴子的密切关系。
人猴关系对生产生活至关重要。虽然当地是农业社会,但当地人长期以来需要通过狩猎和采集来补充食物来源。连绵起伏的群山不是阻挡人类活动的天然护城河,而是人们可以种植采集、生活游泳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人和猴子有广泛的交集。
首先,猴子是这些山的主人。猴子教会了人们利用森林植被资源。当地有很多关于猴子的传说,让人们知道山里可以吃什么,哪些草药可以治病。猴子也是食物的竞争者,它们并不总是与人类和谐相处。猴子之间的战争互有胜负,所以人们相信猴子是聪明的、有策略的、有感情的、有思想的,甚至是有道德的。尤其是猴子成群结队来抢食,使得当地人不得不以高度合作的方式应对。正因为如此,当地山民目前的农业呈现出“全有或全无”的特点:要么村里几乎没人继续耕种,要么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人留守种植。总之,对于当地的山民来说,猴子不是普通的动物,而是和他们的邻居一样,是高度发达的小规模社会,要通过模仿来学习和防范。正是这种人猴共存的生活方式,使得霍童不仅是大圣贤的花果山,更是人类的桃花源。
猴子教给人类的东西。
直到今天,霍童还有很多传说,祖先在龙脉自尽,告诉后代千万不要做官,世世代代留在山里务农为生。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封闭的小规模狩猎采集者不仅富裕,而且互利,更重要的是自由。克里斯托夫·席佩尔先生在《道学论》中也强调,道家至少从庄子开始就是追求自由的。无论是早期的道家试图建立二十四政权,还是后来的道家试图住山修道,将神州大地上的一些地方指定为洞天福地,都不仅仅是逍遥派的思想,更是有意识地重建一个小规模的共同体,回归自然山川,寻找自由的世外桃源的行动与实践。这种做法影响了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打鱼捡柴”群体。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些生活在地球上的群体的产物。
发言人简介
欧福克
他于1998年获得波恩大学硕士学位,2005年获得柏林洪堡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四川道教近代史与现状、中国宗教中的圣空室(宗教地理学)、四川六扇门与佛坛、寺庙与民间斋戒仪式、寺庙(庙宇)历史文化、传统宗教出版业、宗教碑刻、道教环境伦理等。2013年,专著《礼言》(法眼——四川道教礼规与儒家群体刘门)获得德国东方学会(DMG)研究作品奖。
陶金
毕业于诺丁汉大学(建筑学学士)和芝加哥大学(宗教学硕士),现就职于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要负责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和当代宗教建筑设计相关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中国传统神圣空的建构,以及它与正义思想和仪式的关系。
涂长明
日本东京专门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教授,专攻道教文化史研究。2008年,他是法国实用研究所的访问学者。2009年起,受日本国家研究基金资助,开始研究“洞天洞天”。他对洞穴和土地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并在《洞穴天地研究》第1至10期发表了文章。与文森特·古萨特合编,《道教圣地与地方神》,东京:东方书店,2016年。
居Xi
民俗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城市民俗,博士后研究法国远东研究所、法国社会学高等研究所。目前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北京城市历史和民间信仰、山川宗教文化等方面,特别强调通过寺庙进行田野调查,了解18至20世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目前已发表多篇与当地宗教组织、景观变迁相关的论文,合作出版《北京内城寺庙碑刻》数卷。
编辑:黄晓峰
校对: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