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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松芳︱民国奇女子余美颜的上海行

周松芳︱民国奇女子余美颜的上海行

奇怪女孩的遗产(大亚洲画报,嘎伦觉,第155号,1929年,1页)

1928年4月19日午夜2时,广东台山人余美颜,因在穗港两地漫游十余年而被称为“怪姑娘”的她,乘坐加拿大女王号邮轮从香港驶往上海。途经温州海口时,她从容投海自尽——留下一封遗书、一封信和一封“致女界同胞”的公开信,她在公开场合和私下都讲过。正是这些冷静的遗产引起了公众的关注甚至炒作,包括大报刊杂志的评论,当然还有“大人物”的评论,让这个“怪女孩”的“陌生感”从负面的“怪异”变成了特立独行的革命“奇葩”,这也符合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后的主流话语。

与政治革命不同,余美颜的家乡广东在文化上非常保守。她的“怪女孩”故事主要存在于坊间传闻和小报上,而《民国日报》等报纸却鲜有收录。比如前年《珠江周刊》的一篇长篇连载《桂官新书:怪姑娘传》(太蒲写),荒诞不经,俗不可耐,读起来很吃力。至此,舆论场完全转移到上海——广州、香港之前为数不多的相关报道,只作为以《申报》为代表的上海报纸的背景材料。

“宣言”先行。

限于当时的通讯条件,邮船几天后到达上海,并按法定程序向我公司报告了余美颜跳海的消息。上海主导的“宣言”始于4月24日《地方新闻》第15版,刊登了《浪漫女子深夜投海——爱情失败,她写给女同胞的遗书》的报道。虽然是乘客写的,但是信息量很大,比如她所在的客舱。从而大大提高了报告的可信度。至于他跳海的原因,一时半会儿也查不出来,所以除了给女同胞的信,只简单叙述一下他的身世。《申报》全文刊登了《告女同胞书》,内容颇为雄辩,令人印象深刻:

不幸的是,严出生在这个黄黄之交的时代。从小在媒人的帮助下,她奉父母之命远嫁异国,几年来从未谋面。一知半解,对自由的误解,其实堕落任性。在这个污秽邪恶的社会里,起起落落十年才奇怪。虽然有许多读者,但他们无法与诸宸交朋友。虽然之前九次爱渤海,信誓旦旦要竭尽所能,但都被父母阻拦,最后失望而归。人生没有乐趣,离开余生也没用。我决心走完我的一生,离开这个肮脏的世界,回归我的纯洁。我的佛是慈悲的,愿意帮助我的灵魂回归正道。过去的记忆都是乖张的,犯罪是不可容忍的。违背父母的命令,背着丈夫出走,打开女人的世界,不敢为之做任何事,做一些让女人的世界蒙羞受辱的事。一个人的心是错的,死也掩盖不了自己的错误。但现在就像从大梦中醒来,没有办法在死前挽回,也没有办法唤醒同道中人。严在社会上吃了很多苦。虽然她犯了恶,但这也是社会造成的。希望各位阿姨姐姐不要鼓吹颜的丑行,而要把颜当成女性世界的罪魁祸首。今天的身体虽然被污染了,但也不能赎罪一千年。希望像颜这种行为的女同胞们早日醒悟,早日走向彼岸。不要像严哲那样,拿不好的结果,会给全世界带来耻辱。语言:失足成千古恨。颜已经去世了。希望女同胞们能奋起直追,唤醒群众,不要重蹈颜的恶果。

在后来的报道中,根据《广州民族日报》等早期报道描述了一些轶事。比如余美颜在派出所被拘留,罚款五元,于是他拿出一张十元的钞票,弃之不用。更让人惊讶的是,在一个炎炎夏日,她一丝不挂地站在酒店卧室前,有说有笑,旁若无人。这一切,不仅广州政府无法接受,而且他们避免去香港,他们也无力再相见,所以来到上海。她还说,她相信自己被交给了3000个来自除土耳其以外的世界各地的男人;广东某局局长与他好上之后,被索要2万元巨款,拒不支付。石喻威胁说:某局下部有黑痣,这是铁证。如果你不允许你想要的,你应该在法庭上见他。可怜的董事不得不全额付款。所以,我能够挥金如土,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我这辈子大概花了130万美元,真的很震撼。”(《万华的余美颜遗产》,《申报》1928年4月28日第17版)

报道此起彼伏,见此人谈遗物,颇可想而知——其素质之精湛,不可欺。留下来的衣服都是用贵族的材料做的,缝纫工人极其精细。尤其是一件衬衫,“淡紫色缎子做的,腰细胸窄,我想看到曼妙的身材。展完之后还是觉得自己的妆容很撩人,比如那些初有红闺的人...过去的浪漫气质,当我看到它的遗物时,我更加深信不疑”(《劝你不要珍惜金缕衣:余美颜留下的衬衫,奇怪的女孩...女式衬衫...

“齐女士的最后纪念。与女友合影》(新银星1928年第2期第29页)

事实上,近一年前,余美颜也来到了上海;《申报》的报道虽然只是提前报道了余有意来沪的消息,但却引用了从香港来沪的人的话,对在香港的情况和来沪的原因作了非常详细的叙述,让人读来仿佛亲身经历过,而且比穗港的报道更胜一筹——其中就有今天俗称黑社会老大的所谓“字头朋友”:

陌生的女孩,也就是余美颜女士,一个在广东很有名的女人。于女士彬彬有礼,时尚大方,是交际圈里的名花,所以很多人叫她怪姑娘,她是自食其力。前几天我从广东到了香港,朋友们都很欢迎我。很有可能我是在山坡上。每天进出各大酒店,引起了香港政府的注意;首先中国民政部门会派勤务传送机构问话,然后警察部门会派侦缉传送机构问话。谣言的最大原因是,根据警方的说法,曲与一种俗称前缀朋友的人保持联系,担心这可能会妨碍香港的公共秩序,所以他受到警告,不想让他尴尬。

以下是他和警察打交道的详细经过,时间地点等。,这些都很有说服力,而且信息量很大。最后于反驳警察说:“我在香港没有犯法。为什么我一次又一次的干涉?以后再来香港怎么办?”警察回答说:“不犯法,可以自由,但是一定要小心,不要和朋友来往。”虽然他的自由不再被限制,但他仍然在期限内离开这个国家。所以有“文女士订了船票,准备去办理,一般迎客的人也在和它告别”(邢育的主人,来上海的怪姑娘:也是失意的情人,想在上海银幕上露脸,《申报》1927年7月1日第16版)。

不幸的是,上海的报纸没有跟进它的到来,不知何故;他下海后,第一次见到了以民国研究闻名的网络名人级教授张竞生博士,他在文章中提到:“看到近日《人民日报》和《广清》上陌生女孩余美颜跳海自杀的新闻,让我感慨无限。去年这个陌生女孩来上海的时候,我朋友正好跟他一起旅游,在上海跟我说‘你想看陌生女孩吗?’我随口回应了一句,最后还是没机会见到他。不久前,又有一个朋友告诉我,我一定会遇到陌生女孩。我发誓绝不。他说可惜,就是更喜欢自己做介绍人。翼(下)天,她已经去了很久的香港,等着她再去尝试。我知道‘陌生女孩’跳海死了!"

上海的声誉

为了名正言顺地将“怪女孩”取名为“奇”,张竞生可谓是数一数二。报纸上各种关于余美颜的故事或传闻都很惊人——她穿着短袖,在广州很享受市场。至于被公安局封杀,就很神奇了。在香港客栈,“出浴回房,赤条条”引起香港士绅仇恨,堪称奇观。花钱如流水,三绝也;奴才,四奇也;逃往佛门,五奇也;大海越是自戕,越是觉得奇妙——而对于这一切奇观,它越是认为自己“价值连城”!是西方价值观支持的——当时是全力支持的:“可惜她不是欧美出生的,所以缺了一匹马,不仅让她免于被公安局开除,还获得了‘巾帼英雄’的徽章。可惜她不是在日本出生的,洗完澡就光着身子回房间了。她能做什么?至于花钱如流水,我感觉比较敏感。据说成千上万的人被它诱惑,可见它的巨大魅力。拿浪子的财富供美人挥霍,所以我说她真的很亲爱。”(《怪女孩》余美颜为争夺生命跳海自杀,《亲情》第一卷1928年第一期,第61—62页)

后来,当时领导上海银行工会,曾大力支持北伐的爱国七君子之一的张乃器,在去年十一月的《新评论》半月刊上连续发表评论,积极评价余美颜,甚至大唱赞歌。如陈邹雅《论》(《新评论》1928年第12期第35页)说:余家是旧礼教的放纵者,也是旧礼教的叛逆者和牺牲品。丈夫背水一战不算犯罪。所有的恋人都是对的。遗书指的是误解自由,其实是真正的自由。放纵不是一个人的错。我们钦佩她的勇气,但感到遗憾。她后悔自己没有真正的爱人,后悔自己的行为出轨。张乃器甚至亲自上阵,将余美颜的行为提升到“革命”的高度,更符合当时的主流话语:

在当今社会的道德信条下,余美颜无疑是一个堕落者。但她的堕落完全是环境造成的。如果她一开始就能得到一个幸福的配偶,我敢说她就不会堕落。如果她过的是单身生活,社会上就不会有一群人把女人当装饰品,愿意花钱买那些装饰品,她就不会堕落。

奇怪的性行为往往只是对环境刺激的反应。如果一个人长期按照社会的信条行事,仍然得不到普通人的理解,同时又得不到应有的结果,自然会因为怨恨而做出普通人认为“乖张”的行为。这是很自然的反应。

余美颜自杀的原因是爱情受挫,而远因是新旧观念的矛盾。她在遗书中将“背叛丈夫”、“背叛父亲”视为自己“最大的罪过”。可见,她虽然觉得有必要,但也觉得有必要。她有革命行为,但没有革命知识。她正患着“不知所措”的病。(章乃器《关于余美颜的几句话》,《新评论》1928年第12期第37页)

不管是奇怪的还是虚假的,各方都没有提到或者根本不知道余美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背景。余美颜出生和成长的广东台山是中国第一侨乡。由于美国的移民限制,尤其是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后的严峻形势,俗称金山客的侨胞在美国生活。如果要带上老婆和家人,简直难于上青天。但是国内的父母亲戚都希望华工先结婚再出国。即使在国外,也要娶个媳妇做各种保养,所以出现了新娘抱着公鸡迎亲的奇特景象,这在清末民国时期的台山四市并不少见。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悲剧,已经在一系列金山歌谣中呈现出来:

啊!一个女人嫁给金;

嫁给金山的行李箱,想要多少箱子就有多少箱子。

有不嫁金的女子,十年九年不同房;

床上布满了蜘蛛网,半个床都是灰尘。

(琼·菲尔瑟《驱逐:被遗忘的排华战争》,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123页)

高颜值、饱读诗书、胸怀大志的余美颜是如何长期忍受这种无休止的悲惨生活的?更何况新娘家也帮了忙!关于余美颜的生平事迹,有一篇比较可靠的报道说:“美被赋予了智慧和口才,她十岁开始在迪海女校学习。她娇小玲珑,眼神敏捷,台词敏捷,很受老师们的器重。没有三年,因为文字已经清晰流畅。又过了两年,歌词唱了,歌词说的很自然。".就这样,天生爱美的人很多,而成府(美人之父)是一个古老的家族人物,因为身世而辍学,什么都不准出门。如果一代人使用它的诡计,那只会是消极的。”后来贪恋金山客的“富财”,打了她和九韶这对渤海鸳鸯,许配给开平的谭祖祥,才发现“商人重利轻离别”,“二月成亲,即小两口的离别,何去何从,是人生大悲,但情远大洋!”但婆婆是自我批判的,她的美只是“镜中自怜,以泪洗面”(《怪女孩余美颜》《新银星》1928年第1卷第2期第29页)。

最后婆婆病逝,她得以离家出走,悄悄去了广州,却无缘无故锒铛入狱:“美人抵广州之日,即前海军总长程碧光被刺之地翌晨。那时,梅艳穿着奇怪的衣服,举止怪异。公安局的警察因行为可疑被拘留在第四区。”幸运的是,她还有一个当县长的叔叔,被取保候审,留着让人收养。但谭家听说美人之父保守的俞父大怒,追女儿到广州。他不但不把她带回去,反而狠心到公安局告发了女儿,她又被关进了监狱——在艺校再判一年——相当于“劳动改造”(唯一的当代怪女孩,1928年5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这无异于把它推向一个“死胡同”——在那个时候,妇女别无选择,只能掉进妓院,很可能是像余美颜那样以一种激进的替代方式。

上海的媒体基本上都在哀叹余美颜的遭遇,而广东的媒体则继续保持着猎奇的小报兴趣。比如1928年的第二、三、四期,《天衢画报》连续三期以“浪漫的怪姑娘”为题刊登了其躺椅的全部裸照,实在令人作呕。1928年,《珠江杂志》第21期刊登了香港红玫瑰的《海中奇女舞》的故事。所附余家人照片忧郁迷人,但文笔仍是小报趣味,故其所谓初刊遗书不可信。在两地上演的《陌生女孩》中,上海尤其注重警世故事。比如广为人知的新版《广东怪姑娘余美颜的故事》,就相当感人(详见《申报》1928年6月9日第27版)。世界神仙男女剧社排演的《一个女人投海的罗曼史》也排了一个多月,很受欢迎(详见1928年5月14日至6月26日《申报》第23版广告)。四川路老靶路上的上海大剧院也排演了《风流怪女》,并吸引学者到场观看——“优待学术圈的各个角落”,可见味道之好(《申报》1928年6月9日第26版)。但广州新视线剧团排演的《余美颜上江的故事》,虽然由一代名角薛觉先主演余美颜,不知是广州当局过于保守,还是剧团真的感到“低人一等”——“演出时被逼离婚另找丈夫,在爱情上肆意淫荡”,却被封杀了,而且措辞极其严厉:“若敢抗拒侵犯,就交给地狱去偿还。”(《梨园杂记:余美颜投江的故事》,海珠《每周画报》1928年第8期)

图例演绎

真正掀起《奇异女孩余美颜故事》高潮的,不是报道,也不是演技,而是一部新电影,负责人是广东影星杨乃梅,又名《奇异女孩》。杨乃梅取得《奇异少女》这部传奇电影的成就,得益于他的个人特质、上海的环境氛围以及广东人独特的电影谱系。

早期的中国电影业,广东人举重。在为广东文物展撰写的专题文章《广东人与中国电影》(1940)中,当时的电影巨擘罗明佑说:“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从最初的中国电影到最近的中国电影,都知道是广东人在领导演出,形势适合我国革命……广东对中国电影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你说的没有太多夸张(广东文物展,广东文物,香港中华文化协会1941年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再版,第846-847页)。对此,当代法国著名学者柏吉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一书中也指出,这是“由于广东人能够熟悉当代世界的发展(这无疑是由于他们与海外群体的密切联系),他们往往能够迅速采用新技术,吸收新思想”。

杨乃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荧屏的。由于富家独女的乖张大胆的生活,与家人分手后的“闯荡江湖”,以及同乡的感觉,杨乃梅这个陌生女孩和余美颜这个陌生女孩很容易“相见”——做出了成立电影公司拍处女作的创举。

其实其他电影公司也想过拍这么好的故事,只是找不到杨乃梅这么好的主演。如电影巨擘、西部著名小说《谢普潮》作者、大中华百合影业公司总经理朱说,他所在公司的导演也曾为拍戏出谋划策,但他觉得“怪女孩的奇妙不在于它狂放不羁,而在于它能藐视所有人,坚决为所欲为,不违和人言。”这种性格所谓的君子不可能长生不老,但也会被人铭记千年。“这种角色远远超出了普通演员的能力范围。的确,杨乃梅“出身老世家,聪明好学,不顾我非人,生活在一个和平阴郁的地方,脱了画面,这就是为什么她要在业余时间拍电影来发泄怨气,在《怪女孩》里也是一流的人物”。所以,她来星,“如云亦如铢”;她的连队来拍,很成功(朱《杨乃梅的叙述》,《北洋画报》1928年第二版第5卷第246号)。

《申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主角候选人的稀有性——当时的中国,张织云、等少数实力派女明星都结婚了,只有杨乃梅和毛剑佩还活跃在娱乐圈,毛对京剧感同身受。所以,杨乃梅这个唯一的大牌影星,自然引起了所有的期待,“像干旱对云霓的希望”(《大旱》)

由于电影《奇怪的女孩》的拍摄,无论是电影的宣传还是舆论的引导,对余美颜的评价越来越正面。比如干白的《怪女录》(1928年6月14日《申报》第12版)说,余美颜生来就是天才,他是常人所不能及的。《怪女孩》也是浪漫浪漫的。但在描写浪漫和浪漫时,都含有悲剧的暗示,这与社会教育有很大关系。十天后,他又写了一篇进一步的声明(《给怪姑娘的几句话》,《申报》1928年7月12日第21版),可谓杨乃梅和余美颜的“有情有义”。

其中最有力的倡导者是蔡楚生,另一位广东人,后来的大导演。当然,蔡刚很快就去了上海发展,并担任了影片的副导演。即便如此,也能看出蔡的价值取向和才华表现。他在1928年《新银星》第二期首次发表《余美颜:水银灯下的怪姑娘》,对余美颜的评价可谓“再创新高”:“怪姑娘,其美真难得...他之所以成为怪女孩,是这个黑暗世界的旧家庭和邪恶社会造成的,他与这个黑暗世界的冲突是在勇气和牺牲精神上。”勇于冲突,快速觉醒,这是非常人性的。“反封建烈士!杨乃梅烈士的故事自然值得称道:

在这个艺术的黑暗时期,《怪女孩》,一个被新旧潮流发展的巨大悲剧,被拍成电影,可以说是你情我愿。虽然它的目的是描述美的事实,但它的重点是揭露社会的罪恶。虽然偶尔难得浪漫,但正是因为孤独和愤怒,才有益于看到美,才表现出对这个世界的绝望。会让观众看到银幕上的美,知道它的死是为了时代潮流的牺牲,和普通人的死是不一样的。它对社会的描述可以说是透彻的。所以它不特殊,它没有猥琐的弊端,它的教育性也很大。

随后,她在《北京画报世界》头版撰文,驳斥了杨乃梅因对《奇异女孩》余美颜的感情而成立公司筹备拍电影的传闻。她说自己是“因为国产电影的软肋,才想到拍一部大片。春天,她在海上成立了自己的奈美公司,并在广东的“陌生女孩”余美颜投海自尽。小说和痛苦的事让她成为公司的第一部电影”,养育了杨乃梅和当时的这部电影以及电影。是“伟大的戏剧家们用他们的艺术技巧把复杂简单化,通过曲折使系统取胜,永不平淡”(蔡楚生《杨乃梅与怪姑娘》,《世界画报》1928年第150期1页)。

从《申报》刊登的剧情来看,确实可圈可点。第一,梅艳(余美颜的戏名)在婆家被虐,让她大有正当性和正义性的出走。所谓“鼓起她逃离这个邪恶家庭的勇气”。这时恰好婆婆被恶侄毒死,为此受到责备,因此入狱,性情大变。“她出狱后,是一个什么都不敢做的人,与这个邪恶的社会进行无畏的冲突”。尽管如此,能与邹无怨无仇、恩爱有加的还是放弃了主导权,改变了主意。他和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白头相爱,却被邹福的棍子打了。在一场误会和悲伤之后,他成为了一名修女。寻访邹后,被尼姑庵误认为是社会上的名人,却被开除,从而人生彻底断绝(《奈美公司新电影《怪姑娘》第一场:奈美公司新电影《怪姑娘本事》,《申报》1928年10月9日第24版)。这样与其能力相比,剧情更集中,冲突更合理,立意更高;后人会重新讲述余美颜的故事,更多的人会把剧中的事件作为实际的东西来引用,可见其影响力。

杨乃梅饰余美颜剧照(上海漫画,1928年第25期,2页)

但著名作家周寿娟看完电影后,在《上海画报》头版留言,却被赞,被打。当然,先夸一下主创人员,无论主演杨乃梅、导演石东山(提到副导演蔡楚生就够了)、摄影师石石攀,“都是中老年”,但他们认为这是轻描淡写,对这个“长话短说”的刻画未能淋漓尽致。“一定要摸得更热烈。”有些配角,甚至更多,表现不好。比如和余美颜并称四大天王的另外三人,“但看他们暧昧的交往和不苟言笑的样子,似乎和荡女人的性格相去甚远”。影片结尾,周和邹克诚站在墓前凭吊,颇有不满之意。他们觉得不如拍海景,更含蓄——“余美颜之死尚有怀疑,故此海滚滚流,自足耐人寻味。”最赞,但影片放映时,杨乃梅在房间中央唱了主题曲《告白词》——深黑色的背景,天空中央的满月,底下的蜡烛和孤树,如果有奇迹;杨乃萱衣长悲曰:“蜂蝶忽来清净处,无量佛法无灵。没有前进的路,也没有后退的门。唉,你说我是个变态的人,可是茫茫大海上哪里藏得下。”(《银幕上的陌生女孩》,作者:寿娟,《上海画报》,1928年第402期,1页)

所以也可以看出,周寿娟先生才是真正的元老,他学识渊博,处事公正,也堪称现代电影批评史上的好结构。本文提到的告白词在现代电影的主题曲中也是一个很好的结构:

萧森的秋日天气黄昏云平,绝望到断魂。你说的是广大干坤大,广大干坤不可忍。我是来自贵族家庭的好女人。我的婚姻是专制的,我的父母是错误的。郎对我很无情,两天后夫妻俩就出去了。从此深讯弃我而去,声音最差。这个世界,有多苦,不相信殷愁会送了这具尸体。人权要保守,人要含泪走。邪灵从不从工作中投射,大祸临头。唉,我是个娇弱的姑娘,被锁在黄昏里。侥幸免于一死,但不是灵丹妙药。放轻松,自言自语,男人会跪拜石榴裙。春天去秋来变色,谁是我的心上人?有多少老百姓?顿时,渤海暖洋洋的。多情忽然被无情嫉妒,一剑斩断了感情。我决心拯救人们的血肉,我会把我的外衣刮进空门。蝶来清净处,无量佛法无灵。没有前进的路,也没有后退的路。哦,我的天啊!你说我是怪胎,除了茫茫大海,我还能躲到哪里去!(平、冯《怪女孩的自白》,《北洋画报》1928年第5卷第246期,第2页)

杨乃梅《陌生女孩的告白》服装(《世界画报》1928年第164期)

《怪女孩》于1928年国庆节上映,好评如潮。杨乃梅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一场大型巡回演出和电影女演员的舞台表演。从1928年10月到1929年1月中旬,她先后在宁波、青岛、天津、北平、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巡回演出,这让她的怪姑娘更加惊艳:“一个身材修长的女人,走遍了全国。(《范玮琪·杨乃梅的流浪》,罗宾汉,1928年11月10日)。更有甚者,她在国内巡演结束后,从新加坡开始巡回南洋苏门答腊、阿莎汉、八通、大亚齐、里米棉兰、支乌牙、武吉丁伊等地,也很受欢迎(佚名《杨乃梅来上海的故事》、《皮影戏人生》,1931年第一期)。

然而,在超过年的旅行中,中国和海外有许多城市,除了广州,它是中国现代电影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官方对影视剧的封杀,不禁让人深思和反思:

珠江是一条美丽的河,女人天生不羁。

几百万的金钱换来的浪漫,3000张中国人和外国人混杂的脸。

红妆轻骑无极限,庸俗迂腐也合适。

一天下来,物是人非,在海中悠然轻舞,烟波浩渺,令人深思。

(金友石《吊怪女余美颜》,学生文学丛书,1930年第6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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