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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法律的关系

哲学与法律的关系

什么是法哲学?约翰·芬尼思译,王志勇译,原载《法哲学与政治哲学评论》第4版,转自:《法哲学与政治哲学论坛》。

约翰·菲尼斯(约翰·芬尼斯)

一、法律哲学、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

法哲学与法哲学直接依赖的伦理学、政治哲学等哲学领域一样,属于实践理性哲学。实践哲学和实践理性(它是哲学的,因为它检查最常见的实践理性问题)寻求使审议(审议)和选择——人们(人类)塑造他们的自由选择行动,从而塑造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社区——合理化。伦理学以如下形式思考上述问题,即上述问题毫无例外地横在每一个个体面前;伦理学在下面的选择困境中思考上述问题,即重大行动(作为或不作为)的选择,这不仅塑造了世界,也塑造了他或她自己的性格。哲学(包括但不吸收住户和家庭的哲学)思考以下问题:作为一个社区的成员或领导者(这些成员或领导者为了社区的利益而做出选择,就这个社区而言,我们打算使我们的行动有助于他们的行动),只要我们需要在行动上与社区的其他成员保持协调,这些问题肯定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法哲学(【法律哲学】)通过思考以下问题来扩展和提炼政治哲学:一个政治共同体在当下为其未来所做的选择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被过去以契约、遗嘱、宪法、立法法令、习惯、司法判决等形式所做的选择和行动所决定或塑造。法律哲学本身是许多“文明国家公认的一般法律原则”的主题——也就是说,直接进入所需的具体决定的基本原则。法哲学认定了以下做法的理由:接受上述原则为正当(正义)和权威,判断上述不同类型的公私造法和影响权利的行为(司法行为)为正当和权威。正如伦理学关注人类善的所有基本形式的实现,只要选择和行动能够影响或阻碍上述实现;正如政治哲学关注的是选择和行动对以下事物的影响,即政治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全体成员的完善和人权;因此,法哲学探讨了以下做法的原因:在其对公共善的具体影响中接受法律基本原则的正义,在其对公共善的具体影响中接受私人和公共正义的权威。共同善以有意义的连续性从过去延伸到现在:在过去,社区成员选择某些行为(建立项目作为一对合理和不合理的选项);现在,过去选择的那些行为旨在以有益的方式发挥决定性作用,今天的成员可以类似地(以适当的方式)决定社区及其成员的未来完善,这些社区及其成员也是历史上扩展的。因此,法哲学的范围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立法(nomothetik)和阿奎那的法律创造(legis positio)的范围。它被理解为超越哲学的扩展——“实践科学”——哲学真理使一个人适合参与制宪和立法;它也被理解为包括法官所需的技能和智慧(从属于上述宪法和立法行为);更不用说好公民的公民理解、守法和批判忠诚了。为了理解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包括所有那些可以从人类实现的角度进行哲学思考的事情,法哲学(和法律规则)*直接从伦理学中汲取营养。上述认识形式是实践理性的首要原则和具体道德原则。其中,前者引导我们每个人走向所有基本的人性善(每一个都是人类繁荣不可还原的一面)。后者引导我们理性选择和行动,仿佛我们面对的不是一种善,而是多种善;不是一种实现每一种善的方式,而是多种多样的方式;不是一个人在其中可以体会到这些美好,尊重或者不尊重,而是很多人。为了理解家庭、公民社会中的其他群体和国家的共同利益,法哲学直接从政治哲学中汲取营养。上述认识包括以下基于广泛的人类经验可以进行一般意义上讨论的内容:政治生活和集体行动中共存与合作的事实条件,这些是[治国]和造法中需要认真考虑的东西,从而成为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的组成部分。这种情况的一个简单例子是,关于集体生活和行动的特定形式的[一致意见]作为政治团体中合作的来源,在实践中是不存在或不可获得的。在实践中,这使得权力的概念和制度成为必要和正当的,而权力被用来----尽管是假定的和无效的----证明服从权威指示(立法、司法或行政等)的义务是正当的。).还是那句话,人类的预见能力有限这个简单的事实,证明了我们所谓的【衡平】(为了更深层次的目的和正义而背离成文法的字面意义)的制度或做法。基于这些理由,法哲学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扩展到具体的法律领域。如上所述,这一法律领域的典型特征是,关于未来事项的当前决定的理论基础植根于过去的事实。上述事实无论是以明确的立法、司法或其他惯例和习惯的形式,还是以法律理论家公开可得的理论的形式,都是[法律的积极渊源]。上述起源被解释为产生一套规范性命题(关于权利和义务),依次被解释,因此它在更丰富和更严厉的意义上,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选择和行动规范在其充分规定的情况下避免直接冲突。每一套这样的命题——“法律制度”、“某一土地上的法律”和“我们的法律”等等。-被视为原则上以整体方式适用于管辖范围内的每个人和每个事实。法律体系中每一个法律命题的有效性,都被视为受体系中其他命题的控制,也被视为适用于具体个人和事实的前提条件。就其基本内容而言,管辖权、效力等概念在政治哲学中并不陌生,在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rule of law;Rechtsstaat)在对性欲的讨论中。然而,它们仍然相当模糊,直到法律哲学将它们从法律话语中剔除后才得以澄清。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解释为什么每个法律体系都相应地发展了这些(以及其他)概念作为技术设定,以确保法律体系的规则和制度能够做这样的哲学推理和政治审议通常做不到的事情,即在特定的、事实上(在最终的应用中)特殊的情况下,就什么是正确的选择和行动的一些相对具体的问题给出一个陈述。实在法——我们法律体系中的一套法律命题——能够给出这样明确的答案,是以下活动的主要方式:它联系着共同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使其合法期待或至少合法获得的权利——包括财产权、契约性和准契约性权利、信托、获得补偿和[归还]的权利等。—有效;因此,经济和文化生活可以大大扩展,家庭和个人的行动和职业选择可以相对稳定和自主。以上所有内容都是政治哲学和【政治艺术】的一部分因为这部分是如上展开和规定的,所以不愧是独一无二的(不是无关紧要!)法哲学的地位和名称。

二、法理学还是法哲学?

在完全等同于民法和自然法的意义上,圣托马斯相应地使用了民法或自然法。如果我们遵循阿奎那的明确而有用的例子,当权利(ius)意味着,例如,民法(ius civile)或自然法(ius naturale)时,我们将不会区分法律(lex)和权利(ius)*。因此,正如在英语国家一样,“法理学”和“法哲学”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恰当地使用。当然,“法理学”这个词的两个词源组成部分有某种(远非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导致这个词的用法相对更具体,更不一般化,因而也更不哲学。但是,正如阿奎那把法律创造不仅看作是一个关于法律创造的高度具体的名称,而且是一个关于政治的名称,即最高层次的政治哲学/理论,把政治看作是与道德哲学处于同一层次的哲学——实际上是道德哲学的一个超级崇高的分支或类型;因此,我们也可以正确地把法理学和法哲学的范围看作是一样的,即从对具体司法技术的考察(批判地考察这些技术基于人类繁荣和道德权利的理性基础)到道德和政治理论的最高和最广泛的原则以及其他考虑。

第三,自然法理论和实证主义

在当前语境下,由于“自然法”与“伦理与政治学的规范原则和标准”(或“规范政治哲学”)具有相同的指涉,因此,到目前为止,本文所提及的所有内容都只是自然法理论的一部分。作为其内部结构的一部分,这一理论自动产生了这样一个命题,即人类社会需要实在法,并且还产生了对法律、法律制度和法治的许多必要特征的阐述。在这种背景下,自然法理论是法哲学的别称。对自然法理论进行适当的探讨,将会对实在法和法治的概念以及它们的典型体系和渊源产生全面而详细的阐述。如果用这个来指实证主义者,那么自然法理论就是完全的实证主义。在自然法理论之外,实证主义没有合适的位置。那些(法国的)实证主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是与自然法理论相对立的,是一套或多或少有些混乱和武断切割的理论(仅限于它坚持上述自我标记和包含与上述自然法理论不同的命题)。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基于对传统自然法理论及其某些定理的严重误解。在其他情况下,这是作为道德怀疑主义的表达所持的立场(拒绝承认任何关于人类善良和道德权利的真实命题的存在)。第三,在某些情况下,如凯尔森,这是基于上述两个理由。上述两个理由都站不住脚。通过更仔细地检查经典理论文本,应该抛弃上述误解。乍一看,对实践真理的怀疑主义似乎是法律实证主义更值得信赖的基础。但是,即使不考虑对伦理学(或“元伦理学”)中怀疑主义的命题和论证的正确回应,我们也应该承认,如果怀疑主义是正确的,那么就没有法哲学。最多可能有关于以下内容的历史论述(追溯和记录法律从业者的论述):一是特定共同体中那些被接受或附加的规范体系,这些规范体系自我解释为法律;第二,类似上面的系统。历史或一系列历史事件可能是通过某种关于重现率或“典型性”的统计来维持的。但是,如果就人类的善而言,没有什么是真的,那么思考和谈论规范、权威、义务和效果以及类似的概念就没有哲学意义,因为所有这些概念的意义都来自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实践理性能够区分真理和谬误、善的理性和缺乏理性等等。实证主义者认为重视事实是他们的方法论优势,但它在任何正当的法哲学(自然法学理论)中都完全存在并发挥作用。因为:实践理性是通过仔细的思考(无论是具体的还是更一般抽象的,“哲学的”)做出选择的。它不仅利用关于善与权利的规范前提来完成上述行为;它还必须通过利用关于以下方面的事实前提来完成上述行为:善可以实现或将被破坏的条件。上述前提的真理性,必须通过密切关注以下内容才能获得:既定事实、过往经历、典型事件、可能情境、生理、生物、心理的可能性等。总之,学习法哲学最好不要依赖“实证主义者”(或“非实证主义者”)之类的模糊标签。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抛弃“自然法论”的标签呢?任何合理的法律哲学或理论都需要关注以下两大类原则、规范和标准:第一,人们可以应用的具有实践合理性的原则、规范和标准,仅仅因为它们是由社会在过去选择的,或者实际上是以其他方式创造的;第二,不管是通过上述方法选择或认可的,那些能够被实践理性的人所应用的原则、规范和标准。对于后者,我们的文明在历史上采用了“自然法”这个名称来指代。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智者之间的理论争论;后者声称,在人类的审议中,或多或少自私的力量和欺骗占主导地位,这是自然的,因而可以说是“理所当然”和合理的。从柏拉图的明智错误中出色地夺回“天赋人权”一直是我们词汇的关键,它的影响贯穿了亚里士多德、斯多葛主义、西塞罗、圣保罗、盖尤斯、阿奎那以及他们的后继者,直到《联合国宪章》和今天。“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的标签之间并不存在对称的无用性;尽管毫无疑问,后者遭受了与诡辩家同样严重的误解,而且它还被涉及以下内容的古代文明进程所迷惑:复归、创造和准哲学的漂浮物。

四。法律规范不同于道德规范

引入实在法和法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解决政治共同体中的以下争议:道德(尤其是正义)所要求、建议或允许的内容是什么。因此,有充分的理由引入一种思维方式——本文称之为法律思维——在这种思维方式中(在未定义但重要的限度内),只有以下事实被视为承认某一决定(determinatio)及其命题产物(规则、裁定等)的法律效力的充分依据。):一个合法(。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个人的决定一旦做出,其正义性的问题就被推到了法律领域的边缘。只有当道德极端发生时,正义和道德的问题才会再次变得相关。因此,关于“效力”的谈论可能或多或少地完整而整洁地保留在系统内的法律话语(实在法[positive-law]话语)中,它并不被视为意义上的道德,而是法律上的义务(这种义务是不能减少的)自然法理论并不质疑以下事物之间的区分或划界:内在的——系统中的[法律]效力(和义务)和道德意义上的法律效力(和义务);事实上,自然法理论促进了上述区分或划分。其实,认为上述区分对“恶法即违法”这一众所周知的口号标签起了作用,也不无道理。“恶法不合法”之类的表述,并不自相矛盾,自相矛盾,甚至令人惊讶:“不忠的朋友不是朋友”、“逻辑上无效的论据不是论据”、“假药不是药”等等。因此,类似地,在上述众所周知的标签或定理中:“lex iniusta”在这里是指有效的法律规则或[秩序];在系统的意义上;而“非法”是指,在道德限度之外,上述法律缺乏道德意义上(作为法律)的效力(例如合法性),因而,就其本身而言,缺乏道德义务。

亚里士多德详细地研究了这种类型的意义转换,与此相关,他还阐述了模棱两可,同音异义词或同音异义词的类型,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类比谓项。当一个词的意义根据上下文或多或少有条理地变化时,我们可以说这个词是类比的。在人类事务的背景下,最相关的类比类型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同形异义或proshen同形异义。在这里,词的各种相关意义可以与焦点意义或意义或用法相关联,焦点意义或意义或用法是从所涉及的实体(现实)或题材的类型中选取的第一个或中心情境——其中,核心和中心是在某种话语(论述)或研究(探究)的语境中。非核心、非中心的情况可以看作是次要的,因为至少从一个恰当的角度或者出于一个恰当的理论或实践目的来看,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关于现实的不成熟或不正常或淡化的案例或类型。那些自认为是实证主义者的法律理论家,也就是那些反对他们的自然法理论的人,很少关注我们语言的这一方面及其与现实的联系(以及[实现])。因此,凯尔森的整个法律科学是建立在对以下内容的未经审查和简化的假设之上的:一是“法律”的单一含义,二是对单一规范风格的需求的假设,从而逐一满足法律的单一特征的定义,即通过制裁的威胁来控制行为的社会秩序。自认为是实证主义者的人,会对恶法这一命题产生几乎普遍的敌意,这忽略了“法”、“效力”等词的多义性。在一定的语境中或相对于一定的一组目的,某物处于核心;但在另一个语境中或相对于其他目的,它是在第二位的。因此,就法律的法律效力与道德合法性的关系而言,就内在制度意义上的法律义务与道德意义上的法律义务的关系而言,其复杂性表现在以下两极核心:技术法律和道德良知。然而,由于法律创造和法律运行的非道德性和非道德性,它依赖于道德正义的法律更充分的合理性;因此,道德良知是伟大的[哲学的首要地位],正如它在立法改革者的良知中一样,它在真正的(中心情况)法官的良知中具有首要地位(带有一些涉及责任的额外复杂性)。

动词 (verb的缩写)法哲学与新的伦理和政治挑战

虽然如上所述,法律和法哲学具有准独特的领域和技术性质;然而,恰恰是法律的概念(没有这个概念,就不会有法律被创造或维持)如此依赖于更广泛的道德和政治思想以及哲学原则,以至于任何法律或其哲学都无法避免与那个时代的伦理和政治问题和挑战的联系。我们法律内容的特定方面(包括其程序规则和制度)可能促进或损害我们社区的共同利益。工具主义可能——并非罕见——为有害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方便之门,正如人权诉讼的设置在许多地方为以下事情提供了方便之门:首先,它涉及或涉及堕胎、安乐死、欺诈或非法移民,以及同性“婚姻”的不公正;第二,对关于上述内容的批评者的压制;第三,其他害人之恶。然而,在不诉诸上述工具主义,甚至不违背工具主义的情况下,社会精英们想要的东西通常都能实现。在我看来,当代法哲学的任务具有两重性。法哲学必须阐明它与道德和政治哲学的一切真理的内在关系及其对它们的依赖,特别是通过以下手段:不断地批判每一种拒绝或歪曲上述关系的法哲学形式。通过对法律的技术工具主义及其基本解释性理解的掌握,法哲学必然处于这样一种地位:怀着变革的希望,它批评并揭露为损害公共利益而对上述工具的每一次操纵,这包括但不限于维护司法机构承认的权利。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尤为重要的是,法律哲学家将重新认识到法律的典型形式——复杂的国内法律体系或ius civile)——法律——是一个民族的法律。这个法律是由——关于其作为一个民族的[自决]——选举行为(或宪法习惯)和正在进行的立法行为所确立的,这些行为可以而且应该符合以下内容:第一,他们创造和尊重权利(人权,如自然法[ius natural]中所包含的那些权利)的义务;第二,他们对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的自决、权利和需求的责任。19世纪和20世纪的无数思想家轻率地假定没有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公正的。然而,这一共产主义概念未能适当关注由自由人民组成的可持续、繁荣和公正社会的长期条件,这导致数百万人遭受将上述关于实用思想的谬误应用于其政治机构所造成的灾难。就像上面提到的思想家一样,今天的许多思想家也轻率地(明确地或含蓄地)假定了一种无界人性的准共产主义概念的正义性。然而,这一概念与要维持的下列事物的长期条件不相容:可持续的、公正的、公民自由的政治秩序和法治。即使在短期内,这种错误的实用主义思想导致了一种日益普遍的政治共同体,其国家多元文化关于终极忠诚的内在多样性受到以下因素的推动,但也受到它们的抵制:首先,日益增加的安全和监控设备(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内战或严重的混乱);二是政治思想领域自由的严重滑坡;第三,法律创新和监管官僚的激增,他们对拥有一个自决在很大程度上采取共享期望形式的社会的好处漠不关心,这被乌尔比安和阿奎那称为共同习俗。哲学从业者可能特别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只是把法律制度想象成一个规范的集合,而不是一个民族在时间空边界内扩张,履行道德责任,以或多或少恰当的方式行动所采用的原则、规范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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