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
今天是德国学者齐默教授80岁寿辰，齐默教授在中国敦煌和吐鲁番都很有名。作为跟随齐默先生学习的三年级学生，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我在于先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硕士在道德教育和国际学术事业方面的成就。拙学如我。不敢奢望能够衡量前人的知识深度，希望能向同行朋友学习。以一篇小短文来庆祝你老公在环球网的一生！
《上海书评》独家专访齐默教授的肖像(姜立冬)
墨子教授在中山大学演讲(2014年)
年轻的齐默的成长期
彼得·齐姆，德国人，1942年4月19日出生于柏林。他的父亲是一个家境殷实的商人。战后德国分为东西两部分，留在了家乡，也就是东柏林的齐默家。随着体制的改变，身份从掌柜变成了业务员。在这个时代，按照当时的政策，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背景的齐默，申请大学的过程相当艰难。幸运的是，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表现出色。他最终被录取，成为东德第一所大学洪堡大学化学系的学生。
大学时期兴趣广泛的年轻人齐默迷上了学习各种语言，并展现了自己的语言天赋。他在一所夜校(Abendschule)跟随沃纳·桑德曼(1935-2012)学习阿拉伯语，后者是洪堡大学的博士生。老师发现这个学生在语言方面很有天赋，这个学生觉得老师很有见识。两人一见钟情，就这样开始了50年的事业合作和终生友谊。这是一个“德国东方主义双子座”的佳话，需要单独讲。
在宗德曼的建议下，齐默转了专业，大概是在大学第二年，转到了洪堡大学伊朗研究所。当时，首席教授是海因里希·勇克(1889-1970)。他是德国老派学者，从事伊朗学、印欧学，观念陈旧，学识渊博，是宗德曼的导师。齐默主修伊朗研究，但中途出现了新的机会:1963年，洪堡大学聘请匈牙利学者哈扎伊·捷尔吉(1932-2016)加盟。他是专门研究突厥方言的中生代学者，成为齐默在突厥研究道路上的引路人。他们也是一生的朋友。哈宰教授在洪堡任教20年，与齐默合作，以吐鲁番文献研究促进了东德东方学研究的国际交流，尤其是与日本学术界的交流。从1966年开始，由京都大学教授藤宏率领的日本学者团队多次访问柏林科学院，阅读吐鲁番文献，开展编目合作，并邀请东德学者访问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德学者频繁访问东柏林中心地区的吐鲁番研究小组。
1965年从洪堡大学毕业后，齐默进入民主德国国家科学院，以吐鲁番文书为研究对象，并于1969年获得博士学位。墨子是一个“早熟”的研究者。博士论文完成时他27岁。论文是一部700页的大部头著作:Untersuchungen Zurschrift und Sprache der manichish ch-türkischen Turfantexte(吐鲁番出土的以摩尼字母书写的突厥语书籍的文字学和语言学研究)。在国外古典研究领域，这个年龄戴博士帽为时尚早。正常的博士论文写作周期是“八年抗战”。一般来说，戴帽之年很少在站起来之前到来。另一个原因是德国没有严格的博士生注册制度。博士候选人只要出具相关的学历证明，为自己的博士论文报一份像样的选题计划，并得到导师(Doktorvater/-mutter)的批准，就可以开始写博士论文了。可以报名读博士，享受一些优惠政策，也可以从事其他任何职业，业余时间做研究。他的论文没有完成的时间限制。是否在学校上课，是和导师的约定，是自愿的选择。一切都很松散。不过最后一关很严格，就是答辩前的论文审查修改，答辩现场也是严肃庄重的。几个小时后，当测试结束时，考生很少保持冷静，没有挫败感。回复宣布后，女秘书拿来了香槟，砰的一声，所有人都举起了酒杯，面带微笑。还记得当年我回信后，齐默先生对我说:“我们现在是同事了(Jetzt sind wir Kollegen)。另外，考虑下一个话题。”这是题外话。
言归正传。1969年，齐默博士正式加入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Institut Fü r Orientforschung，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一直工作到两德统一。科学院根据联邦体制改为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
学者齐默
齐默先生以诠释文本著称，在学术界有“最高法院”之称，这意味着他学识渊博，对突厥学的全局有发言权，判断公正，最终结论难以推翻。关于突厥主义的历史渊源和发展，郑世良先生与齐默先生进行了深入而精彩的访谈(上海书评，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076792, 2019年8月4日)。严谨、客观、权威，这是对他治学的最好概括。说他的作品是平等的，不是空话。文末附录简历中列出的著作只是齐默先生专著的一小部分。需要注意的是，古语口译和文科中的理科类似。不理解，就谈不上正确解读。你猜-随意工作。就算不用当众被同行批评指正，也永远不会被引用，最终会死。齐默先生的解释是突厥学的典范，虽然我也听他说过某一篇论文可能不成立，不应该用，不应该翻译。这体现了一个严谨学者的科学精神和谦虚态度。
在科学院工作之初，年轻的齐默在哈扎耶教授的支持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创作了《BTT》(Berliner Turfantexte)，由东德科学院下属的科学院出版。第一个是《梁博士编《金刚经》的维吾尔语残迹》，并附有日本学者猪口泰春的专著，显示了这一新学术系列在东德的开放姿态。到1990年两德统一时，BTT已经出版了十七种。曾经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科学院出版社，随着政局变动进入坎坷期，短短几年几易其主。其人文部分先后被巴伐利亚的奥尔登堡出版社(R. Oldenbourg Verlag)和科尔奈尔出版社(Cornelsen Verlag)收购，现属于总部设在柏林的德古伊出版社(Walter de Gruyter)。从第十八式开始，齐默将BTT转到荷兰的学术团体Brepols继续出版。1996年，该协会重新发行了BTT系列和他的《阿尔金·雅鲁克·苏杜尔》。沃沃斯和第二书店。edition und Bersetzung der alttürkischen Version des Goldglanzsutra(《金刚经》的突厥语译本和第一卷)。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已经出版了第四十七卷，也是齐默的作品:Uigurorum Veterum Fragmentation A Minora(《维吾尔文献的杂乱》，2020年)。
东德科学院的吐鲁番研究享有国际声誉，原因有二:
一是德国西域探险队四次考察新疆南北许多地区，发掘、收集、购买了许多古代遗迹。文献(文字和印刷)达4万种，涉及20多种语言，包括失传的“灭绝语言”(如土霍洛语、于阗语、“历史德语”、党项语、契丹语等。作为这些宝藏的主要收藏单位，柏林科学院自然成为了朝圣地。其在西域语言和历史研究方面悠久而优秀的传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人才流失中幸存下来的，是卢德斯、W.B .亨宁、安娜玛丽·冯·加班(Annemarie von Gabain，另一个中文名是冯家班)几个“吐鲁番儿”(科学院同事对从事吐鲁番著书研究的学者的昵称)，以及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F.W.K .穆勒和阿尔伯特·冯·勒柯克、 柏林大学的威利·邦和哥廷根大学的弗里德里希·卡尔·安德烈亚斯为吐鲁番文书的解读打开了局面，随后第二代玛丽·博伊斯、宗德曼和齐默延续传统并发扬光大，用寥寥数语让世人知道了这些小片段中所蕴含的关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珍贵信息，使得“六经皆史”、“六经皆史”
其次，柏林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是一个“文明的十字路口”，是各国学者乐于前往的学术胜地。宗德曼和齐默分别是吐鲁番地区伊朗语和突厥语回鹘语文献整理和研究的负责人。我在柏林读书、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有几年时间经常去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能够亲眼见证这个地方作为吐鲁番学国际研究中心的鼎盛时期。长川、利夫希茨、哈宰、卡拉、麦肯齐、埃默里克、特兹坎、勒尔博恩、尔达尔、毛伊、韦伯、尼奥里、莫拉诺、西姆斯-威廉姆斯、萨姆·留、劳特、哈特曼、威尔、迪茨、庄院内正弘、守殿小田、森安孝夫，高田隆、吉田丰、北村隆、西胁刚等各国学者是常客，年轻一代有松井太田、葛西由纪夫在中国学者中，张广达、耿世民、吴玉贵、晁华山、荣新江、段青、、朱、阿不都勒西提、阿不来提、、于欣、潘华琼等师友来访。当时我也有机会求教，起到了陪读、介绍、安排阅读的作用。2002年，当齐默先生还是导演时，他联合举办了“故地重游”。丝绸之路艺术和文化的第一个世纪”与印度艺术博物馆合办。会议共有120名代表参加，提交了72篇论文，其中13名中国代表应邀与会。
词墨与中外学术
因为时代的原因，中国学术界与世隔绝了好几年，彼此联系很少，信息闭塞。了解他们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出版物。这里有一个例子。
20世纪50年代，黄文璧先生的《吐鲁番考古》出版。早在20世纪20年代，黄先生作为中国的代表，随中瑞代表团出使西域，发现了许多文物，其中包括大量的古代手稿。建国之初，黄先生的研究陆续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吐鲁番考古志》就是其中之一，收录了他在吐鲁番的一些发现，出版了一批资料，有汉文和非汉文的，也有一些梵文的佛教手稿，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文字。黄文璧先生非常谨慎，用图表发表了它们。齐默在东柏林看过这本书，发现里面有回鹘文字，有摩尼教的线索。虽然照片既不清晰也不完整，但他抓住了一些关键的句子和单词，并从上下文中推导出来。1970年写了《论突厥人摩尼教的几个问题》。它在第十三届国际阿尔泰永久会议上发表。1972年出版了会议记录《宗教传统和祭坛人民的宗教信仰》。它大胆提出这是一部摩尼教文献，记载了摩尼教的重要史料。论文的发表可谓石破天惊，引起轰动。当时吐鲁番的考古记录已经公布了近二十年。上世纪70年代末，耿世民先生得知这篇论文后，前往收藏黄文璧文献的历史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翻阅了整个宗族的所有文献。他解释了整个故事，并确认齐默的推测是正确的。耿先生的长文《回鹘摩尼教寺院文书的初步解读》发表于1978年《考古学报》第四期。后来，森安孝夫在此基础上重做了这个话题，并进行更深入的挖掘。为此他去历博看原文，确认释疑，去天山。他于当年赴吐鲁番对出土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并于2004年完成了《回鹘(ィグル = マニӑ)摩尼教史研究》，该书以德文译本出版。因为指甲修剪得很好。克里斯蒂安·斯坦内克出版社.德语是国际东方学和摩尼教研究的重要工作语言，英语著述远远落后于德语，今天依然如此。
还有一件事，齐默教授带我去做了。解读的摩尼教文献于1981年在吐鲁番文物管理所白子溪出土。大部分的发现都陆续发表了，只是留下了一些老旧难懂的片段，有可能看到这些文献一时都束手无策。2009年秋天，我在汉堡大学工作的时候，齐默先生突然发来一封邮件，说:“我最近看了一份文件。你回柏林后，有空请到科学院来谈一谈。”下周，我会去科学院见他。他拿出两张打印好的文档图片，已经用透明胶带粘好了，说:“我拼了两张，你看看。”我一看，是两张边缘不规则的单据。它们出土状态不好，“缺肉”。如果分开了，不太容易发现可以结合。他说:“这是摩尼教文献，我做了解读。”这个项目由东方图书馆的梅村潭先生牵头，与新疆合作，将在中国出版中文版。齐默先生建议我和他合作写作。他口述了几个重点，我做了记录，回家按照他习惯的写法整理了一下。这是关于摩尼教回鹘的新史料(《敦煌学》2009年第3期，第1-7页)。
81TB10: 06-3、1981年吐鲁番出土的白子溪维吾尔语摩尼教文献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文献中的两个西域名称，一是按照齐默原先生的解释有点绕道，二是距离有点远，不在南疆到漠北的合理路线上。我让他一起看地图，看完后他说，你说的对。这证实了文件中提到的是“黑车”(格罗康利)和“托哈河”。他征求了森安先生的意见，包括两个地名，得到了这位既是摩尼教又是西域历史地理专家的学者的认可。后来，2014年8月，安森先生应邀在柏林作了题为"东维吾尔摩尼教历史的新发展"的讲座。在2009年提到这一重要发现时，他使用了“齐美王碎片”(“王碎片”)这个词。世界上恐怕只有他一个人这么说，体现了他对这份文献在摩尼教史上重要性的定位。至于奉承我，我只是顺便鼓励一个学术后来者。我感到内疚和惭愧。当时齐默先生提出这份文件由我和他签字，我坚持只由我承担翻译的责任，因为文件的粘贴和解释都是齐默先生一个人的努力。这篇论文的成功发表也得到了《敦煌学》杂志的大力支持，杂志专门安排了版面，把这篇文章列为本期第一。编辑是老朋友，冯佩红教授。他煞费苦心，小心翼翼地处理它。他让我前后看了七遍校样。最后，国内出版界没有特殊处理的音标和变音都按照国际标准完美处理，帮助我们顺利按时完成了吐鲁番文物局与东方图书馆的合作项目，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借此机会，再次向《敦煌学》杂志表示感谢。
齐默先生在中国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不仅从事突厥、回鹘语言的学者视他为泰山北斗，从事丝绸之路研究的学者也注意阅读和吸收他的各种成果。因为耿世民教授的邀请，齐默先生去中央民族大学做了几个月的讲座。不仅有本科生、博士生和青年教师，还有来自北京其他学术机构的资深学者。
2012年至2017年，我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邀请齐默先生专程来广州讲课。第一次题为《摩尼教下赞回鹘文》。第二个契机是CUHK准备90周年校庆，举办“国际大师前沿讲座”。校办让我邀请“国际大师(诺贝尔奖级别)”来学校讲课。计划的十二次中，文科会给两三次。我不知道文科学者中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只能请多位院士、德高望重的齐默教授支持我。他选择的题目是“丝绸之路上文字和语言的多样性——从无名氏到安藏:10世纪至14世纪的古代维吾尔语实例”(从无名氏到张安——10世纪至14世纪的古代维吾尔语实例)。讲座在西昌堂报告厅举行。当天，蔡洪生先生应邀担任演讲嘉宾。讨论很精彩，校内外观众反响热烈。
2013年，齐默教授在“中山大学宗教史讲座论坛”上的讲座海报
蔡洪生先生、齐默先生、张晓贵教授
国内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都邀请了齐默教授来讲课，可以补充这些资料，形成完整的“齐默学术在中国的传播”形式。
由宗德曼教授和齐默教授于1995年共同创办的“Collegium Turfanicum讲座”(国内学术界译为“吐鲁番讲座”)，邀请国际专家在柏林科学院进行交流和讲座，至今已举办94届(http://Turfan . bbaw . de/Collegium-Turfanicum-en)。历年受邀的中国学者有荣新江(2001年第12期)、(2001年第15期)。2013年第64期)、段青(2008年第33期；2016年第84期)，清赵蓉(2008年第36期；第70名，2014年)，王建新(第38名，2009年)，李姣(第49名，2010年；2011年第58名)、罗欣(2015年第77名)、陈豪(2016年第83名)、福妈(2016年第83名)等。最近公布的第95讲主题是纪念老主任齐默教授80寿辰，同道学者相聚，让后辈饮水思源，非常合适。如果届时国际交通恢复，可想而知，许多远道而来的学者也会参与其中。
在森安孝夫柏林科学院第72届高昌讲座上，齐默教授主持讲座，右起第三人:罗尔伯恩、桑德、施瓦茨、拉施曼、威尔肯斯等。(http://turfan.bbaw.de/bilder/collegiumturfanicum2014，2014年)
齐默先生的学术贡献
齐默先生精通许多古代中亚语言，以及古代汉语。这种能力帮助他解决了很多突厥语回鹘语，尤其是佛教经典的难题。在世俗文献方面，他也有了奇妙的发现，比如修订了汉人的《五更传》的回鹘译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一堆小小品里找到了一个《管子》的维语翻译，难度很大。
吐鲁番的文献大多属于宗教内容，涉及佛教、摩尼教和景教。在这三个领域，齐默先生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因为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回鹘摩尼教文献的，所以在1974年，他出版了《吐鲁番出土回鹘摩尼教文献集》，对这方面的数百篇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收集、鉴定和解读。书中附有文献图表，已成为学者们必须参考的基本文献。佛教是他付出最多努力，写得最多的领域。景教资料相对较少，难度较大。在这方面，齐默先生是全世界对吐鲁番景教研究最多的学者，作为2015年在美国出版的《中亚出土的古代突厥东方教会文献》(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zentral Asian，皮斯卡塔韦:乔治亚出版社，2015)。
齐默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有两个特点或许可以提一下，供感兴趣的朋友参考。第一，他的作品是科学的，是具有可检验性的实证科学。他的论点一直是直截了当的，没有重复的假设和迂回的论点。我觉得这可能和他最初选择化学专业有关。这种科学素养应用到人文学科的研究中，结果只能是提高文科研究的准确性。当我回头看很多文科作品的时候，更是如此。森安孝夫教授还提出了“科学史”的类型，可以作为实证主义文科学者的纲领。第二，他做了一个发现，然后写了一篇作文，所以每篇文章要么是他解读的材料的发表，要么是对一个老问题的新解释。其实这也是自然科学工作的基本要求。古人说“辞藻真诚”，其实并没有求真务实的真诚。他们只是假装摇摆，即使有宏大的叙事趋势，也没有攻城拔寨的现实。最终，被批准的发明不能存放在科学专利局。
牙齿越老，文章越短。虽短味深，但越小越大。这似乎是一个学术规律，在齐默先生身上也有体现。他学习了60年，吐鲁番维吾尔语的所有片段都印在脑海里。很多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真正积蓄力量，往往会在怀疑中停留很久。我喜欢看这些精彩的短篇，做过一些翻译，比如《古代突厥人的酒》(罗峰主编《丝绸之路考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21年)、《突厥语Sart的流变考证》(Sart的意思是“萨保”；徐全生等编著《内陆欧亚历史语言集——纪念徐文侃先生》，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古代突厥语纺织名称》(尤晓宇译，王主编，刘金宝主编，《丝路文明》2020年第五版)以及香炉考、项链考等其他名物考证都是。
齐默先生
作为科学院的研究员，齐默先生的工作是研究、撰写和策划德国和国际上的学术合作项目。他一直与高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未停止过教学工作。这也是洪堡所提倡的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传统。一方面，他应该对研究感兴趣；另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要联系教学实际，传承最新成熟的成果，培养学术新人。自1994年以来，齐默一直担任柏林自由大学的客座教授，有一段时间他还兼任突厥语研究所所长。在此期间，上海交通大学的陈豪老师师从齐默教授。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吐鲁番出土命理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我的导师是Erling von Mende教授，我的论文写作是在科学院完成的。当时跟着宗德曼先生听了几门伊朗语的课程，另外还学习了拉丁语和圣经希伯来语，为景教研究做基础准备。齐默先生有广泛的学术兴趣。他总是问我一些关于古代汉语或者我好像很熟悉的东西的问题。事实上，他对那些问题做了相当多的研究和探索，只是为了得到一个证实或更多的例子。久而久之，我就和他熟了。后来，他甚至建议我不要再叫他齐姆先生，而叫他彼得。直到现在我也做不到这一点，但我又不敢完全违抗我的命令，所以我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先叫彼得，然后在讲话和写作中仍然使用“siezen”。我从来不敢说“你”。毕竟，他是我尊敬的老师。满族人和北京人在家里不都叫长辈“您”吗？
我的博士论文序言花了一些篇幅写了探险队在德国吐鲁番所到的新疆南北路遗址。这种冷知识外人不容易掌握，地名也无处可查，更别说用拉丁字母抄写了。但德国探险队未公开的档案中有很多相关资料，可以对比确定。这些遗址体现在早期德藏吐鲁番文献整理者制定的“Find-Sigel”(查找-Sigel)中。这部分写作得到了中科院吐鲁番所几位老师朋友的大力帮助，其中齐默先生和宗德曼先生的指点最多。毕竟，他们对自己经手的所有文件了如指掌。Zonderman先生的论文"用文献学的方法完善，用哲学的方法补充和修正考古工作:吐鲁番文书的情况"，载于:p. Bernard和f. grenet编辑的《伊斯兰中央考古工作》。，巴黎1991，第283—288页)就是利用这类信息写成的。Zimmer先生还经常使用发现地的代码作为参考来推断土地和文件内容之间的关系。
我在写博士论文的过程中，经常把一些部分拿给齐默先生看，向他请教。后来，他把它们都读完成了一种习惯。后来，他只是简单地说，你可以尽快把你写的东西给我看看，这样它会来得更快。我发现他这样做对学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尽快改正错误，以免一路写下来，重蹈覆辙，或者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包括德语表达中的错误，以及非母语人士撰写的数百页论文。纠正它们占用了他很多宝贵的时间。偶尔有德国人给我的德语颁发假奖，我心里也清楚，齐默老师也有义务承担起汉语老师的角色。
我的第一部吐鲁番学《Ch 3586:契丹文字考证》也是在齐默先生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他协助解读了文献中所写的回鹘文字。当时正在柏林科学院访问的卡拉·捷尔吉先生也是研究契丹语的专家。我们一起讨论的时候，他讲了一个笑话:我的契丹资料都存到电脑里了，到哪都跟着我。也许有一天，我会在梦里得到祝福，我会突然明白契丹。你的发现很重要。继续努力，破解语言，就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卡拉先生是李·盖蒂教授的学生，盖蒂教授也是伯希奥的弟子。很高兴有机会接触到科学院东方学的积极脉动和齐默先生。
我最近见过齐默先生两次，一次是2018年6月在日本，一次是2020年6月在德国。2012年到2018年，齐默先生因为家庭原因在日本工作，也和他一起在日本生活，开始了忙碌的退休后工作期，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多产的学术期。在东京附近，东方图书馆的梅村坦教授要举办告别活动，给我发了邮件，建议我给德国和中国的同事送个表，在东阳文科演讲。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飞去听齐默先生的告别演说，去见日本的老师和朋友。特别让我感动的是，讲座当天，不仅主持人梅村教授热情主持，而且康弘和夫教授也参加了讲座。我的老朋友松井教授甚至在东京多住了两晚，等待事件的发生。我当时讲的题目是“平南文献的发现与摩尼教研究”。顺利完成讲座后，我迅速撰写并全文发表了所有材料，以此来回答关心这批新材料的国内外同仁。
2020年柏林再见齐默先生。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严重感染，德国处于半封闭状态。当我打电话时，我得知齐默夫人不想让他出去，因为当时没有人接种疫苗。他坚持要在市里见面，于是骑自行车到轻轨站，坐公交车到市里。见面地点是老地方:寿司店。饭后，他建议我们一起去科学院。退休后，他仍然经常去研究所，并有一张钥匙卡。我们从后门走进去，办公室的走廊一片漆黑，老旧且不停移动的帕特诺斯特电梯终于停止工作了。我们走上通往研究所的楼梯，看到了还在办公室工作的阿利舍尔·别格马托夫博士(Dr. Alisher Begmatov)，他们互相握手，互相问候，互相照顾得很好。
齐默大师
前几年在接受《上海书评》(高田世雄论敦煌学，2009年2月22日)采访时，高田世雄先生做了一次敦煌吐鲁番国际研究之旅。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作为先锋的东西方国家的情况并不乐观。“日本的敦煌学越来越少，应该和日本汉学的没落趋势有关。其他国家也差不多，比如英国、法国，因为他们的敦煌学主要是为了整理编目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这个工作做完了就没了。欧洲几个国家中，只有德国好。”德国似乎是鹤立鸡群，指的是宗德曼和齐默两位大师开创的吐鲁番学的繁荣(在国际学术界，敦煌学和吐鲁番学密不可分，即使只提敦煌学的名字，吐鲁番学也包括在内)。不仅编辑出版了目录(Verbeichnis se Oriental Ischer Handschrift in Deutschland/Vohd，系列吐鲁番手稿伊朗文、突厥文维吾尔文等语种)、专刊(柏林藏文吐鲁番文献Berlin Turfan-Texte/BTT)，柏林科学院还有专门的Turfanforschung BBAW，以及隶属于德国多所大学或学院的图书编目分馆。就完成程度而言，德国和西藏是由英国发起、多国参与的国际敦煌学计划(IDP)中最完整、维护最完善、最受好评的数字项目。这是德国“工匠精神”的一种体现，也是“德国彻底性”(季羡林先生译德意志grundlichkeit)的一个例子。
齐默先生是公认的大师，成就既高产又出众，不免让人对宫墙高看一眼。作为跟随他多年的学弟，我深有感触，他的勤奋和执着，让我成为一个既佩服又惭愧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快乐九秩的老人，每天依然做作业。他什么都不留在手边，尽快一次性完成。只有一个问题，他经常一天来回几次邮件，所以不执行。给他发邮件，最迟第二天就能得到回复。除非到了周末，他是基督徒，遵守习俗。一般周末会有暂停休息的情况，所以还是不断的。
齐默先生不止一次跟我说过，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去河西的萨里故乡看看。这一点尚未实现。在人大讲学期间，他利用周末时间，与意大利学者皮埃尔·博尔本(Pierre Borbone)一起参观了晋江曹安摩尼教遗址。两个不懂中文的外国教授在机场打车，司机几乎都不知道摩尼教曹安在哪里。幸运的是，智者终于出现，帮助指引方向。此行来去匆匆，未能参观其他站点。近年来在闽东民间手稿中发现的大量摩尼教因素也在第一时间引起了他的兴趣。2013年，我被要求在柏林的科学学院做一个介绍(Neuezzum Manichismus in China)。齐默先生不熟悉东南地区，该地区在元朝吸引了许多来自高昌的维吾尔人。希望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封闭封锁状态尽快解除，让他早日重游中国，我陪他好好走一趟从全南到天山的路。
2022年4月19日是傅先生的八十大寿。衷心祝愿依然骑着二八横梁自行车，依然耳聪目明，依然高产，依然与时俱进，在国际在线学术平台academia.com频繁更新账号，并在此发表第一篇论文的乐福智慧墨子教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萨杜萨杜曲格博尊！
附录:齐默教授简历
彼得·齐姆(Peter Zieme)，国际知名突厥学家，中亚古代突厥语和宗教史学者。1960年至1965年，在柏林洪堡大学主修伊朗学和突厥学。1965年至1969年在德国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学习。1969年，他在洪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工作。1970年在德国科学院中央古史考古研究所古东方室工作。1993年，他被调到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所，并于2001年至2007年担任所长。自1994年起任柏林自由大学教授。当选为巴伐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匈牙利科学院荣誉院士、法国亚洲学会荣誉会员、土耳其突厥语学会荣誉会员、英国科学院院士及多个国际学术专业委员会委员。
研究重点是整理和研究中亚地区发现的古代突厥语和回鹘语文献，涉及佛教、摩尼教和景教(主要是公元9世纪至14世纪回鹘王国时期)。另一个研究领域是维吾尔语的社会经济文献和词汇学。主要著作有:manichisch-türkische Texte(马尼字符写的维吾尔文学，1975)；frame NTE 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scher Bersetzung(密宗维吾尔语译本片段，1976)；《维吾尔佛教头韵诗》，1985年；祇园与维吾尔族合作公司。《高昌维吾尔王国的宗教与社会》，1992年；Altyar Uq Sudur。Vorworte und das Erstebuch(回鹘文《金光明经》序言及卷一，1996)；maghe texte des guigurischen Buddism us(维吾尔密宗文献，2005年)；断片a佛蔡古丽卡:Ausgewhlte Schriften(回鹘佛教碎金——墨子文集，2009)；altg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中亚出土的古代东方教会维吾尔景教文献，2015年)等。，数百篇用德语、英语、法语、日语、汉语和土耳其语撰写的论文，以及大量的书评。
编辑:郑世良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