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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富裕研究院副院长宋扬:共同富裕与稳增长目标一致,推动增长和分配两大目标相互促进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富裕研究院副院长宋扬:共同富裕与稳增长目标一致,推动增长和分配两大目标相互促进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卜、实习生郝上海报道。

虎年新春伊始,多地加快部署,探索共同富裕。

2月7日,浙江省委召开共同富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建设推进会,总结前一阶段共同富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建设总体进展,部署推进2022年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理论创新引领变革性实践,打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通道。要探索一批共同富裕机制的制度创新模式,谋划一批重大改革方案,着力解决共同富裕普遍性的新问题,研究谋划共同富裕社会保障体系、财税政策体系、强村富民综合改革、进城农民工共同富裕、‘浙江长寿’制度等改革方案。

“十四五”时期,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任务逐步部署。在疫情等因素影响下,国内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减弱三大压力。现阶段,如何推进共同富裕建设备受关注。共同富裕建设如何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富裕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宋扬。

宋扬认为,共同繁荣和稳定增长的目标是一致的。而分配和增长并不矛盾。更公平的分配并不意味着失去效率和放弃增长。如果处理得当,增长和分配这两个目标是可以相互促进的。

共同富裕是一个具有增长维度的多元化目标体系。

21世纪:共同富裕是中国近期经济发展的重点内容之一。为什么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长远目标提出来?

宋扬:共同富裕不是一个新话题。2020年,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然后2050年,我们正在走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这个时期提出共同富裕的意义就更加重要了。

第一,历史意义。我国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一部分人率先富裕起来,并逐步由先富带动起来。下一步是从一部分人富裕逐步过渡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是现实意义。在这个点上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有明显的问题导向。问题是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经济发展的压力和不确定的新冠肺炎疫情,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明确目标的指引。

一方面,不足体现在宏观指标的不足。比如中国虽然GDP总量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水平比较低。另一方面体现在微观指标的不足,即人的全面发展指标的不足。不平衡体现在现实中,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公共服务差距等差距很多。,而很多问题也会伴随着这些差距。在当前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正是为了解决这些现实问题。

是三界的意思。在全球化背景下,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着收入差距扩大和中等收入群体缩小的问题。怎么处理?我认为中国的共同富裕目标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不仅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的价值。

21世纪:目前国内经济发展面临三大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减弱。稳增长也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现阶段,如何协调共同富裕与稳增长?

宋扬:首先,我们应该理解什么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目标和稳定增长的目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共同富裕有三个主要内涵:增长、分配和人的全面发展。繁荣的共同立足点是富裕,意味着经济要增长,蛋糕要做大,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要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同富裕的目标与稳定增长的目标是一致的。共同富裕实际上是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目标体系,包括增长维度。

有人认为共同富裕就是劫富济贫,把富人的资产无条件地、无差别地转移给穷人,其实不然。与分配和增长的目标并不矛盾。在我看来,认为“更公平的分配意味着失去效率,放弃增长”是一种误解。如果处理得当,增长和分配这两个目标是可以相互促进的。比如反垄断就是要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给不同的市场主体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机会。

共同富裕不仅关注经济维度,也关注精神维度、健康维度、教育维度等。这些维度也是衡量共同富裕的指标,都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编织的社会安全网

21世纪:我们都知道,共同繁荣必须以人为本。在您看来,共同富裕的建设如何适应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企业和个人如何认识并抓住这个机遇?

宋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核心要义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生命周期来看,一个人从出生到最终离开所经历的每一个生命历程的需求都是不同的。婴幼儿更需要的是家庭关怀、健康成长、学前教育等。学龄儿童更注重教育维度;就业群体需要提高就业能力和技能;老年人需要更多的身心保健。如何满足人的不同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认为,首要目标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质量。

近年来,在国家和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提出并实施了许多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质量提高的政策。以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之一义务教育均等化为例。过去,不同地区的义务教育质量存在明显差异。

我认为,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体现在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公民,无论家庭出身、地区、国家、城市,都应当能够享有基本平等的义务教育质量。现在很多城市都实行了教师轮岗制度,让教育资源尽可能公平地分配到不同的学校。同时,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也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了更多样化、更优质的教育。

21世纪:从收入角度,如何通过扩中降中的改革,增强居民收入能力,拓宽增收渠道?

宋扬:扩张和下降是密切相关的。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会使一部分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从而自然达到扩大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高质量发展是核心。只有经济保持增长,企业才能更好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让更多的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除了守住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还要瞄准几个重要人群,边降边促扩。

对于农民工来说,如果以更稳定的就业、更好的社会保障等更高的标准来划分,很多人实际上并没有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未来可以继续改革户籍制度,让农民迁徙更加自由,同时解决他们在迁徙过程中的后顾之忧,比如孩子可以在迁入地上学,老人可以得到相应的农村或者居民养老保障。当有了更好的保障,自然会推动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让他们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对于小微企业,应该通过财税政策或者金融政策提供更多的帮助,让就业人员和创业者也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需要注意的是,降低收入不仅要增加收入,还要编织一张自下而上的社会安全网。关注共同富裕不仅要关注绝对差距是否缩小了,还要关注低收入群体或可能面临低收入风险的群体是否有自下而上的安全网,一些政策是否能至少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近年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发展。此外,应该改进安全网系统。

税收效率的损失并非不可避免。

《21世纪》: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客观上国内市场满足高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还是供不应求的,这部分需求也应该得到满足。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如何平衡共同富裕的高端产业供给和发展?

宋扬:我认为这两点并不矛盾。满足高收入群体更高质量的消费需求,自然会促进增长。无论收入水平如何,消费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增长中占据重要地位。高收入人群的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环节,不能认为建设共同富裕就是不满足高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只要是合理收入带来的消费,即使是奢侈品消费也还是需要发展,继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多元化向往。

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如何限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高限不是劫富济贫,也不是拿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分给低收入群体。应该明确的是,“身高限制”限制的是不合理甚至违法的收入。例如,近年来,中国开始加大力度监管避税和逃税群体,并增加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我们正在进行的税制改革将逐步建立资本税、财产税、遗产税等税种,使针对富人的税制更加健全。

《21世纪》:财税手段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税收对共同富裕能起到哪些具体作用?

宋扬:财税政策是再分配的重要环节。确立共同富裕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再分配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再分配财政体系中,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同等重要。要扩大个税征收范围,强调家庭合并计税或综合计税,让富人的税收更加透明合理,让违法逃税者和偷税者的税款得到应有的追回。

有些人认为再分配和增长之间存在冲突。我觉得应该考虑如何尽量缩小或者减少蛋糕的大小,减少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税收效率的损失不是不可避免的,损失的程度可以通过更加合理的税制优化来限制。财税体系的支出端同样重要。我们应该用财政收入来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率。因此,我认为应该努力提高支出效率,优化税收制度,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下一步应该关注分配系统的作用。

21世纪:目前浙江正在进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主要是缩小地区差异、缩小城乡差异、缩小收入差距六个方面的改革试点。你为什么首先选择这些地区?下一步还可以重点关注什么?

宋扬:浙江是共同富裕试点示范区。目前已经构建了庞大完整的政策体系,提出了具体的共同富裕目标。浙江的政策选择恰恰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内涵。浙江在解决城乡差距,包括区域内差距方面做得非常好。是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比最低的省份之一,省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在全国也是比较低的。同时,浙江经济发展质量高,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产业升级发展迅速,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诸多方面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未来要实现共同富裕,我觉得首先是要着眼于增长,看经济的蛋糕是不是更大;第二,要注意分配,看差距有没有缩小;第三,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从政策上看,就是通过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分配制度,对未来中国共同富裕的趋势进行梳理和关注。

在初次分配中,要注意市场是否创造了更加公平的环境,反垄断是否进行得彻底,不同的市场主体是否有平等的进入市场的机会。关注教育中义务教育的均等化,女性在就业中面临的歧视是否减少,让市场在初次分配中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在再分配中,要注意税收能否更合理地征收,然后在低收入群体中更有效地使用。

在三次分配中,注意如何让企业和慈善机构更好地发挥作用。一方面,应考虑优化和完善相关制度,鼓励个人和企业开展慈善活动,进行社会捐赠。另一方面,如何使用这些捐赠的资金,让它们以更加统一、高效、透明的方式用在正确的地方,用在收入较低的群体,甚至是最需要保障的人群,从而缩小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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