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文明的精神,野蛮的肉体。校园体育对未来青少年健康和增强中华民族整体体质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长期困扰基层的一个问题是,一旦学生在运动中受伤,校园体育的组织者总是如法炮制。有时候,即使学校没有责任,也还是要承担“人道主义赔偿”。这种“伤不起”的现象已经成为制约校园体育活动的无形绊脚石。
民法典的“自担风险”条款来了。该条款及相关条款对文体活动中发生意外的各方责任进行了界定,因其戳中了校园体育的“痛点”而引发热议。所以校园体育伤不起,还会继续吗?
专家怎么看?
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会长柳岩表示,体育法学界专家多年来一直呼吁将自愿参加体育活动、自担风险的原则明确写入法律,民法典采纳了这一意见。此举实现了体育界强烈的立法期待,对体育活动产生重要影响。
“这项立法将自担风险纳入其中,这是一大进步。”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余山旭表示,无论是公共利益还是个人的长远利益,都需要国家用法律来协调这种风险关系。他认为,如何将这一条款的自愿前提运用到学校体育中,还需要更多的讨论,但其所传达的法治理念无疑会对学校体育的发展形成积极的推动作用。
“组织文体活动可能会带来风险,只有释放这种风险,才能激发更多组织者的积极性。”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说。
“《民法》第1176条是指自愿参加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但学生在校参加体育活动可能是一种教学安排,校园体育的问题可能与自担风险条款没有直接对应关系。"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赵毅指出,校园体育作为自担风险条款的补充,更适用于《民法典》第1200条和第1201条关于教育机构责任的规定。学校是否承担责任,要看是否尽到教育管理责任。
他认为,法律永远是抽象的,具体运用还是需要法官在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去落实。但上述条款有助于建立一种观念,即“体育活动中的某些伤害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不能批评学校或教育机构承担了较重的注意义务。这种活动伤害了他们需要更多地承担自己的想法。”
上海政法学院体育法治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姜认为,学校文体活动存在的问题,不是一部法律或几部法律就能完全解决的,涉及到制度设计、体育教师的培训与准入、学校保险等诸多方面。
法院是怎么判决的?
合肥中院少年审判庭副庭长陈思表示,在校园体育伤害案件的审理中,学校和教育机构主要承担教育管理责任,是否承担侵权责任可以参照《民法典》第1199 -1201条来确定。
如何判断学校是否尽到教育管理责任,是否需要承担侵权责任?陈思坦言,法官在审判实践中的思维一般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和确定的:一是这项体育活动是否具有高风险性,比如是否具有一定的对抗性和相对较高的技能要求;第二,体育老师是否教给学生从事这项活动所需的技能;第三,现场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第四,老师是否在场监督管理。
例如,陈思审理过一个案件,一名体育老师组织学生跑回来,导致学生摔倒受伤。最后,这是基于一些事实,如场地小,学生多。校对场地布置的合理性未尽到注意义务,存在学生容易相互碰撞的安全隐患;体育教师不在现场,疏于监督管理等。,并确定学校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该生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和安全保护意识,未能及时向老师和其他同学求助,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自行承担过错对应的责任。
陈思审理了一个学校没有过错的罕见案例。周末学校自发组织的篮球比赛,两名学生受伤。“学生周末自发打篮球。学校在教育和管理上没有过错。考虑到当事人的承受能力,根据公平原则,学校会进行赔偿,而不是补偿。”陈思表示,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既要维护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又要维护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山东省一位基层法官认为,“自担风险”等条款可能要等相关司法解释。比如8岁以下儿童人身伤害的举证责任在教育机构,但8-18岁儿童的举证责任也应由教育机构承担。如果孩子家长证明教育机构没有尽到义务,举证难度超乎想象。
“近年来,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判决原则并不统一。有的适用过错责任推定,有的适用过错责任,有的适用公平原则。即使教育机构尽到了教育管理义务,也不能完全证明。再加上各种压力,很多判决最后都判学校承担一定责任。”山东龙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磊表示,希望司法部门坚持立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他认为,判决可以引导和规范社会行为。一旦判决混乱,民法典相关条款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学校呢?
“以前的校运动会,有撑杆跳、三级跳远、标枪、铅球等项目。现在这些危险项目基本都取消了,就是担心学生的安全。”全国人大代表、宿城一中副校长刘秀云坦言,一旦出了问题,学校确实承担不起,但又要承受社会压力和经济补偿的压力。
“现在所有学校几乎都没有体操课,因为体操很危险,容易受伤。体育老师也怕出问题,学校也强调安全第一。”临沂某高中体育老师说,他们的体育课基本都是篮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等体育课程,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活动,避免受伤。下午不统一组织课外活动。少数学生独自去跑步和打篮球,而其他学生在教室里学习。
另一位学校负责人告诉记者,“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效果很大。一旦学校因为运动伤害被起诉,学校包括所在区域的学校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缩手缩脚的开展体育课。他希望法院能用法律解开束缚学校开展体育活动的束缚。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一旦学生发生意外,学校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社会没有共识。就算孩子身体不好,一旦出了事,也是学校的责任。”刘秀云认为,相关条例需要进一步完善。
陈思坦言,在没有侵权人或过错方的情况下,如何判断学生自身问题造成的伤害,他会很困惑。
对此,姜认为,既然校园体育活动必须开展,就要有一个“底”,比如国家层面的补偿和完善的保险政策。就体育教师和学校而言,需要界定一个具体明确的责任范围。就学生和家长而言,应该有补偿。余山旭也认为,让受害者为自己的现实利益受损承担责任是不公平的。因此,有必要将行政和市场结合起来,建立校园活动的风险保护机制。
很多为人父母的律师建议,学校和教育机构对体育活动的安排应该有更细致、更现实、更完善的标准;做好相应场地和配套设施的建设,保证学生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中开展体育活动;从事剧烈运动前,要清楚了解学生的身体状况;加强体育教师的安全防范意识,告诫学生在从事某项运动前,要做好预防某项运动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的措施。(记者:戴群、周畅、林德仁、李莉、吴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