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14岁男孩被美国麻省理工录取”的报道火遍网络,一位山东莱阳的同学李某某成了“网红神童”,不少人自叹不如。报道中提到,李某某于今年10月13日成功签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同时还收到清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的考察函。不过,“神童”的光环并没有持续太久,质疑声便纷至沓来,这位初中生所获得的奖项、参加的活动很多都“查无实据”。莱阳市教育体育局12月11日公布了关于“莱阳第二实验中学李某某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成功签约”事件的调查处理情况称,由于核实不严,导致发布的“莱阳第二实验中学李某某与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成功签约”为失实消息。对这一事件给社会公众造成的误导,形成的不良社会影响,表示真诚道歉。
对于这起“神童”乌龙事件,网友们无不愤怒。然而,愤怒并不能改变我国社会从古至今一直存在的“神童情结”、“神童崇拜”。而只要这种情结继续存在,就难以遏制打造“神童”的冲动。
所谓“神童崇拜”或“神童情结”,放在“古时”,是可以理解的,那时,整个社会“读书人”都不多,能上学都是很神圣的事——孩子上学第一天,还有“开笔”仪式;放在三十四年前,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国社会要“只争朝夕”快速发展,需要大量人才,因此,需“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大学“少年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但是,放在今天,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快达到50%的社会环境中——18岁到22岁的适龄青年中,有一半接受高等教育,“神童情结”的存在,表明我国社会并没有随教育环境的变化,转变人才观念,还停留在“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层面。当今社会,已经不需要“早出人才”、“快出人才”,而需要“出好人才”,需要人才高质量的成长。
“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放在教育资源匮乏,人才大量缺失的社会环境中,有其现实意义。但在教育普及化的环境中,“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不但对人才自身不利,也对社会发展不利。近年来,我国舆论特别关注11岁、12岁的“神童”上大学,聚焦的是孩子的上大学“年龄”以及其掌握的知识,而没有关注孩子的个性、兴趣、人格、身心健康,这引导部分家长、学校和社会机构,追求孩子“快速成才”,让孩子早学、多学,变为一种社会教育现象。
全国政协委员莫言提出缩短学制的建议,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另外,在“早出人才”、“快出人才”观念的推动下,近年来,不少人提议缩短我国基础教育学制,将12年缩为10年或11年,还有的提议提前一年上小学,这样我国孩子15岁、16岁就可上大学,可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这样的提议还得到很多人支持。不得不说,我国社会存在“快出人才”焦虑症,而且把何时上大学作为评价人才的标准之一。而有意思的是,面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我国又有部分人士建议延长大学学制(包括推进学士后教育)。这两方面建议貌似矛盾,但却是统一的,即以学历论人才,而不是重视人才本身的能力与素质。
进一步分析所有被视为“神童”的孩子,他们的神迹,几乎都表现在知识教育方面,超过同龄人。这和我国基础教育,一直重视知识教育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也正是基于基础教育重视知识教育,才有“既然可以花两年时间就可学完高中内容,为何高中学制需要三年”,“既然4岁就可以学数学,为何要等到6岁才入学”等等观念,这没有考虑每个孩子的身体、人格、认知、情绪,而只是把孩子视为学习的机器。每个个体的身体发育、人格健全、认知完善,心理成熟,是需要过程与时间的。
总体看来,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因此,教育观和人才观都早已抛弃以知识教育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更重视过程性评价,即关注每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关注成长的质量。在发达国家,也会出现一些智力超常的神童,但这不会被“追捧”,社会评价会淡化其年龄。欧美国家的基础教育,在中学阶段就已经实行学分制,学校、老师并不鼓励学生多选课程,拿满学分早毕业、早申请大学,也不以学生提前毕业、提前申请大学,作为评价优秀与否的标准,而是引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进度。
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我国教育发展要从追求规模、数量,转向重视质量、内涵。当每年大学毕业生已经达到800万时,再把“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作为育人原则,同时把考大学作为评价基础教育成败的唯一指标,会欲速不达。一个问题是,目前我国每年毕业的800万大学生,都具有与大学生身份匹配的大学生质量和素养吗?“出好人才”,每个离开校园进入社会者,都具有高素质,这才是我国教育应该追求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