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俄国作家契诃夫学些什么

我所知道的,最早想到要向契诃夫学习的中国人是剧作家曹禺。他在1936年发表的《日出·跋》里写了一段他对契诃夫《三姐妹》的读后感：“在这出伟大的戏里没有一点龇牙舞爪的穿插,走进走出,是活人,有灵魂的活人。不见一段惊心动魄的场面,结构很平淡,剧情人物也没有什么起伏生展,却那样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几乎停住了气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氛围里。我想再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一个低劣的学徒。” 在曹禺之后,美学家王元化也写过赞赏契诃夫的文字：“契诃夫的剧本一直是我心爱的文学读物……我认为质朴深沉比雕琢卖弄需要有更多的艺术才华,虽然初看上去前者并不起眼。艺术需要含蓄,需要蕴藉,但这往往是贪多求快的读者所忽略的。当我逐渐懂得去欣赏契诃夫以后,不管经历多少岁月,面临怎样的艺术新潮,我再也不会发生动摇了。” 而最近中国作家刘心武也发出向契诃夫学习的呼吁。他转述了一位青年朋友对社会上比富、宠星等陋习的尖刻议论之后,笔锋一转,说起了契诃夫：“听罢小G之言,我说：你这描绘,属于典型化手段,若按契诃夫剧作……或者再冲淡些表现,可能更接近真实。” 契诃夫还有一个优长值得我们借鉴,那就是他面对新思潮的态度。契诃夫所处的时代正是欧洲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兴起之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象征主义流派。契诃夫没有漠视这一文艺新潮的存在,并且为我所用地从中汲取有益资源,从而补充自己现实主义的机体。 从1895年创作《海鸥》开始,契诃夫就开始大胆地在剧本中运用“象征”元素,丰富戏剧的形象内涵,其结果就如高尔基所说,契诃夫把“现实主义提升到了激动人心与深思熟虑的象征。”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面对现实主义创作是否“过时”的争论,契诃夫的创作态度无疑对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在把握传统与革新的辩证关系时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