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期存在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这似乎是老生常谈。农民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是我们今天谈农民问题，要提到战略的高度:它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未来。解决农民问题，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缩小贫富差距，缩小城乡差距，改革农村体制的关键。
农业发展停滞，农民收入增长乏力，是近年来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几年来，粮食产量一直在下降，因为农民种植粮食赚不到钱。不赚钱的原因是粮价不涨，种粮成本增加(搜索种子、化肥、农药、农机费等官方文件)。农民种一年粮，剔除成本，剔除劳动力，只能持平。灾年，种的粮食越多，亏的越多。
它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能否在今天的基础上继续以这样的速度发展，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相当关注的问题。这几年城市消费疲软，市场疲软，轻工家电滞销。同时，亿万农村人口拥有电视机等消费品的比例很小。
农村家庭几乎没有家具、厨房用品和卫生设施。然而，建材行业在农村的市场微不足道。水、电、交通、通讯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开拓农村市场是未来30年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应该说，现在发展农村经济的条件比1997年中国改革之初好得多。如果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农业的策略是积累资金发展工业，那么今天工业积累的资金就应该用来发展农业经济。农业经济将再次腾飞，支撑未来30年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就像中国的经济奇迹一样，当今中国的贫富不均是举世公认的。这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必将涉及到中国执政党的信仰和执政基础。发展农村经济，让农民真正富裕起来，不仅是农民和经济的问题，也是社会公平的问题。也是执政党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和国家的问题。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打土豪，分土地”的问题了，而是执政党如何利用国家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和政策权力，更加公正地对社会进行再分配的问题。
温家宝提出的三年内取消农业税，是用税收杠杆将国家吸收的收入重新分配给农民。这是一项迟到但有效的政策。在税费改革中，中国应该采取“先养鸡，后下蛋”的做法。坚决从农民身上减去这300多亿的农业税，哪怕会导致一些地方财政紧张，影响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国家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要防止“费”的死灰复燃。本来农民的公益事业就不能完全由农村的“一事一议”来承担，应该由国家和地方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来解决。比如城市道路，城市居民不付费。同样，为什么农民要为农村公路买单？
依靠乡村自治机制。
对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仅仅依靠取消农业税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在农村进行结构调整，取消现有的乡镇体制，加强村民自治和村委会的作用。乡镇的作用日益减少，如收粮、招兵、计划生育。更多的乡镇成为农村改革的负担和阻力。
大多数乡镇人都人浮于事，负债累累(实际上已经破产)。一些乡镇难以将危机转嫁到村民身上，比如随意挪用自己分管的农业税附加，而这笔钱本该用于农村建设。
要想真正增加农民收入，从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中获得收益，就要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尤其是乡镇一级的环节，直接落实到村里。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农村自治机制已经建立并逐步完善。
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村务公开、村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机制，都是能够使国家的农业投入和惠农政策具体到农民的有效保障机制。目前的“六小”工程，农村基础设施，有多少落实到农民收入上，让农民真正受益？很大一部分都被消耗浪费了。要么前期工作跟不上，要么资金和项目管理不完善，要么项目开工后不配套。如果这些项目能直接在村里实施，有村委会负责，有村民代表大会监督，就能明确项目产权和管理责任，把项目建设和农民增收结合起来，让更多的农民得到实惠。
缩小城乡差距
城镇化是缩小城乡差别的一个标准，但绝不是唯一的标准。中国要发展农村经济，应该走一条新路，而不是只拿地建城。关键是要着力缩小城乡差别。缩小城乡差别，取向应该是把现有的村庄改造成花园村，逐步把农民变成居民。通路、供电和供水，以改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
视各县经济发展水平而定，县内要建多少座城，取决于该县的人口数量和地理范围。城市的功能是为这个县的居民和农民提供工作、商业、消费和休闲。但是，住在花园村的居民并不一定要挤进城市，他们可以在城市里工作和消费。同时，他们可以享受田园生活，没有大城市的污染、噪音、拥挤和交通堵塞。
这种因地制宜的发展，既能解决真正的城乡差别，又能防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防止中国城市发展成墨西哥城市。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划，如果城镇化率每年1%，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在现有基础上提高到1%到16%，就意味着3亿到1亿农民变成城镇居民。也就是说，中国要重建40多个上海城市才能容纳这么多人。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别，而不是盲目城市化，应该是中国的道路。
《两会200条经验(与农村发展相关)》来源于:查字典模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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