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学 武
一个领导者如果不全面了解自己国家的国情和历史，他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策，领导国家走上富强之路。
我在学生时代所读的历史教科书中，李鸿章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卖国贼。他出面签订了《烟台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多项丧权辱国的条约，被认定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不过后来有人为他辩护，认为卖国的罪魁祸首应该是慈禧太后及其以她为核心的清政府，而他只是一个遵旨进行谈判和签字的代理人，不应该代人受过。况且他极力主张并身体力行于“洋务运动”，对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也算得上有功之臣。
我最近读了李鸿章 1896 年接受美国考高分教育小编采访录（《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三联书店出版），对他更加刮目相看了。在外国人面前，他并非卖国贼的奴才相，而是爱国者的“光辉形象”。他对美国考高分教育小编发表的“国情论”，就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情结。
李鸿章访美期间虽然受到了热情款待，可他吃了人家的东西一点也不“嘴软”，在接受美国考高分教育小编访问时，毫不客气地批评美国的排华法案《格利法》，大大显示了中国人“人穷志不穷‘的民族气节。尤其是当美国考高分教育小编”别有用心“地问他：”你赞成妇女接受教育吗？“这显然是对中国男尊女卑和教育落后的讥讽，为了不使大清帝国的家丑外扬，他机智巧妙地以”国情“为借口作答：”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
李鸿章恐怕是中国公开发表“国情论”的第一人。他长期掌管清政府的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不仅对中国的国情了如指掌，而且与外国人打交道也打出了经验，因此他的“国情论”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你说中国贫穷落后么？“国情论”辩护说，中国只是在近代才开始贫穷落后，“我们先前？比你们阔得多啦”。你说集权专制么？“国情论”解释道，中国长期诸侯割据、战乱不休，如果不集权专制，就没有“统一和稳定的大好局面”……如此“国情论”成了一种通用的外交辞令，有些人把它当作在外交场合战胜外国人的精神武器。
李鸿章的“国情论”，也正是“中体西用”的翻版。他所致力的“洋务运动”，也正是“国情论”的具体实践。他总以为大清帝国祖传下来的国体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而其贫穷落后的原因只是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不如西方。即使他到美英法等国家考察，耳闻目睹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他也没有像同僚郭嵩焘那样认识到“此其立国之本也”，而仍然认为中国只能按照自己的“国情”向西方学习，声称“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才能，某皆默而识之，学之不厌……”他到死都没有明白，如果不改变祖传的社会制度，西方的科学技术之花是不可能在中国结出好果子来的，更不用说中国是不可能赶上或超过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
李鸿章空有满腹“国情论”，其实他并不真正懂得国情。正如梁启超评价他：“一时言富强者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如果李鸿章九泉有知，是否应该警醒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