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雨铸辉煌 写在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
当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昌盛，即将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北京大学也走过了波澜壮阔的一百年。一百年的苦难与光荣，一百年的探索求真和锐意进取，北京大学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在北大即将迎来建校一百周年之际，越来越多的人们想知道，这所百年学府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革新、科学教育的进步乃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产生了怎样的深刻影响。
让我们伴随着北大奋进的脚步，走进这座世纪学府，探究她百年辉煌的真谛，感受她精神的魅力。
百年风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历久弥新
在北京大学南校门外，一个书籍造型的建筑体吸引着过往行人的视线，那是北大去年5月4日增添的一处新景观——百年校庆倒计时牌。
汉白玉的倒计时牌下面，镌刻着一段百字说明文：“北京大学是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它成立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为现名。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校址从北京市内沙滩迁至西郊燕园。1998年，北京大学将迎来她的百年华诞。”
短短一百字，浓缩一百年；打开北京大学这部“书”，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一幅沧桑的历史画卷。
北京大学诞生于19世纪末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为了救亡图存，一批仁人志士把目光投到教育上。1898年，光绪皇帝在变法维新的锣鼓声中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设立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后，各种新政多被废止，唯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自此，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国立综合性大学诞生了。
自第一任北大校长、著名教育家、思想家严复译《天演论》起，西方进步思想就被介绍到中国。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整顿校风，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大面貌焕然一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马寅初、马叙伦、李四光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和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云集北大，民主、科学精神日趋浓厚，北大遂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9年5月4日，北大率先举起反帝反封建大旗，在血与火的年代里，为唤起民众觉醒、挽救民族危亡贡献了力量，被公认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
北大还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基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衣胞之地和我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场所。自1918年始，以时任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为代表，北大先进知识分子成为在中国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力量。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8位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中，有6位出自北大；在仅有的53名党员中，有21名是北大的师生和校友。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对斯诺说过：“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大的广大爱国进步师生发扬“五四”精神，从“三·一八”惨案到“一·二一”惨案，从“一二·九”运动到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都站在运动的最前列，为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所大学与一个国家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难以割离，是世所罕见的。一位著名大学校长曾说：“如果没有北大，中国的现代史就有可能重写。”
北大不仅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还有优良的学术传统。一百年来，各路科学巨匠、文化大师汇聚北大，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人才，创造了一大批重要的思想文化科技成果。
北大历来开风气之先，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众多学科，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原子能、半导体等前沿学科都是在北大率先设立的。创建于1955年7月的北大物理研究室，是我国第一个培养原子能科学人才的机构。研制“两弹”的主要科技人员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于敏、周光召等均为北大教授或毕业生；1960年至1965年，由北大化学系教授邢其毅等参加，通过与中科院的6年合作，我国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地获得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使人类进入了用人工合成方法研究蛋白质的新阶段；从50年代后期开始，北大计算机专业的科研人员冲破重重困难，终于在1974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百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为我国以后的计算机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第一任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具有重大理论和实际意义的“新人口论”，成为后来我国制定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先声；60年代初，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主编的《古代汉语》、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教授编著的《当代哲学史新编》等等，由于其极高的学术水平，被列为全国高校统一教材……这些文化学术成果不仅对北大，而且对中国的文化科学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难怪人们称北大为“学术殿堂”、“文化重镇”、“人才宝库”。
季羡林先生自1946年从海外负笈归来执教北大，至今已52年了。历尽沧桑的季羡老谈起北大百年的光荣传统，感叹地说：“我历来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各国同仁中是最爱国的，也许这是中国历史上边患太多的缘故。经过对北大半个多世纪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北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传统。民主与科学同爱国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北大自‘五四’运动高举‘德赛’大旗，锲而不舍地寻求民族图强之路，都是从爱国主义出发的。”
在北大校园内，有两尊铜像是师生皆知的。俄文楼和南北阁之间的草坪上，李大钊的半身铜像坐落在苍松翠柏中，他坚毅的神情，让人联想到他当年的凛然正气；位于钟亭西侧的蔡元培半身铜像栩栩如生，那和蔼的表情仿佛正与你交谈。它们被北大人视为民主与科学精神的象征。
70多年前，鲁迅先生在北大任兼职讲师期间设计的北大校徽，一直沿用至今。圆形徽章中间，“北大”二字形同一个站立的人，代表北大“以人为本”、进步向上的精神。鲁迅先生在《我观北大》一文中是这样评价北大的：“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从北京大学一百年的风风雨雨中，我们不难辨别出这样一个高亢的主旋律——“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教授说：“北大过去的一百年是光荣的，也是辉煌的，她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当然，北大也有过前进与倒退、革新与保守、光明与黑暗等等斗争，但是，在大江东去的北大历史进程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主旋律却贯穿始终。这八个字集中地概括了北大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学术传统，它是北大一百年长盛不衰的源泉所在。我们搞百年校庆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这笔宝贵财富留下来，传下去。”[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