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避难上海
Raoul Kneucker博士专访
“如果我能颁发一项和平奖，我想我会把这一奖项授予上海。因为很久以来，这座城市就当之无愧。”
摩西会堂建于1927年，是当年上海较有名的四所犹太会堂之一。借着摩西会堂举办贝莎莎冯冯苏特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周年纪念展之际，我们採访了因斯布鲁克大学及维也纳大学的名誉教授RaoulKneucker博士（原奥地利联邦教科文部主管国际事务的司长），他向我们回顾了他父亲二战时期在上海避难的故事。
新民周刊：您父亲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来上海呢？
Dr.Kneucker：我的父亲是一位医生，他收到中国的一家医院的邀请准备来中国，到了伦敦之后战争就爆发了。当时他正在船上，并且就在船上被投入了监狱。那个时候唯一可以去的地方就是上海。在那个时候，上海就像一座避风港，即使自己面临着经济的窘困，依然张开双臂，接纳来自欧洲寻求避难的每一个人，让他们在这里生活下去。
新民周刊：您父亲在上海待了多长时间呢？
Dr. Kneucker：他在1938年底来到上海，后来又在北京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在他回去之后，父亲曾跟我讲过很多次，他非常喜欢上海和北京两座城市。
新民周刊：您那时没有跟着一起来上海吗？
Dr.Kneucker：没有。那个时候我太小了，当我父亲到了上海之后，我们全家都想一起过来，但是你知道，由于种种限制，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后来我去了美国，和我的祖父母住在一起。尽管如此，我还是对上海有很深的感情，因为如果没有上海这座城市，我也许就无法在战后与我劫后余生的父亲重逢。
新民周刊：您父亲有没有跟您讲起过那段往事呢？
Dr.Kneucker：当然，很多次。我记得他跟我讲了很多有关中国的故事和习俗，并回顾了自己在中国的往事。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整个欧洲对中国都不是很了解，我父亲是第一个跟我说：“一定要记住，早在2000年前中国就已经开始用墨水写字了。”这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而且通过这些语言的描述让我对中国古老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新民周刊：当时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
Dr.Kneucker：我父亲跟我说，那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上海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千万难民的第二个家园一样，让他们免受战争的灾害。和平的形式多种多样，要创造和平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为了让和平充满世界，我们需要各种不同形式的关于和平的创意和手段，而上海就正是这样一座和平的城市。我父亲将这段经历写过几本书，有900多页，其中最有名的一本书是《The City above theSea》，就是“上海”的直接英译，后来又被改为《Refugees inShanghai》出版。这是本不错的书，不过很遗憾，它还没有被译成中文，也没有在中国出版。如果能有幸被翻译成中文并出版，我将非常地高兴。
新民周刊：那您是不是因为父亲的原因，才会投身世界和平和抵抗反犹的运动中来？
Dr.Kneucker：当然这是父亲对我的影响，让我产生对中国的向往。不过也是因为我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文化和一切。这次通过纪念贝莎莎冯冯苏特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百周年的活动，将我、我的父亲，还有世界和平的主题联系在了一起。这也更印証了我父亲希望告诉我，让我能感受到的当年上海在世界和平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如果我能颁发一项和平奖，我想我会把这一奖项授予上海。因为很久以来，这座城市就当之无愧。
新民周刊：您有没有找到当时您父亲住的地方，接触过一些过去的邻居？
Dr.Kneucker：我曾经走访了五六十位当时避难在上海虹口区的犹太人，但是他们没有人认识我的父亲。尽管那时有3000到5000多奥地利人在上海停留，但上海实在是太大了，连这个虹口区都太大了。那时我的父亲在邻居们眼里就是一个医生，能看病开药。我知道他一开始住在法租界，后来由于日本人的命令就搬来了虹口区，具体的地方我就找不到了。这么多年的变化太大了。现在MartinWallner（第一位选择到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工作以免兵役的奥地利人）将在这里帮助我完成这个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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