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处在历史的关键时期。何去何从，是国人最关心的问题，是因循守旧，照抄照搬原有的条条框框呢，还是实事求是，研究新问题，开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这使人们陷入深深的思索中，理论界自然首当其冲。
1978年，43岁的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经反复思考，毅然提笔撰写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的大讨论，从而为否定“两个凡是”，深入反思“文革”和推进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吹响了新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号角。
主意已定冒险撰文
作为南京大学哲学论坛上的一名中年教师和理论工作者，“文革”期间胡福明深受其害，对“四人帮”的危害体察尤深。1976年冬，在南京大学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他作了首席发言；稍后，在江苏省委揭批“四人帮”万人大会上，他又是第一个发言。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及《红旗》杂志连袂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二七社论”。社论明确提出“两个凡是”：“凡是※※※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说法，当即引起胡福明的深深思考：“两个凡是”对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予以维护，如果贯彻执行，那么人民群众要求为“四五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均成为不可能的事，许许多多的冤假错案将不能平反，受害者永无昭雪之日。这些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无法接受的。
1977年三四月间，胡福明萌生了通过写文章站出来“说话”的念头。他开始酝酿构思，撰文批判“两个凡是”，但转念间他又犹豫起来。因为自“文革”以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日报》及《红旗》杂志）的社论一直是代表党中央的，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图总是通过两报一刊的社论来传达的。假设要对两报一刊的社论进行批判，一旦文章发出去，说不定会横祸飞来，面临坐牢的危险。
胡福明陷入深深的焦虑与矛盾之中，但他最终还是战胜了自己。他想，不管怎么说，自己身为一名理论工作者，又是一名共产党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大是大非面前怎能逃避呢？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打定主意，要将文章写出来，但决计不与家人透露，不跟家人商量，否则一朝事发，家人必受牵连。
1977年5月，胡福明撰文的决心下定，动笔之前，一位老同志匆匆跑来，以关切的口气提醒他说：“福明呵。不要学三国时代的许褚赤膊上阵哟！”胡福明心领神会，要能够保护自己才能战斗呵。他思来想去，觉得文章不宜单刀直入公开对“两个凡是”宣战，只能给“两个凡是”另外找个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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