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日报》是个“左派”报纸。爸爸写的社论常常被“开天窗”，就是文章被删去一块，留着空白。报社好几次被特务打砸抢，报纸被没收……我记得那时每当有人急匆匆地来给爸爸报信，爸爸就会马上换了衣服离开了家。
我听见爸爸的朋友劝他：“杨伯老，你还是把笔锋放柔和些，不要那么犀利……”爸爸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是我的武器，磨光了还有什么用？”爸爸的话正气凛然，令我心生敬畏。
1945年5月初的一个晚上，爸爸叫杨阿哥（爸爸的侄子）去打了点酒，买了点花生米，然后他把我叫到身边：“来，坐下，我要跟你谈谈！”爸爸告诉我，明天我和大姐就要被送到延安去了。今天他要让我知道他的一些经历，知道自己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爸爸说：“没有提前告诉你，是怕走漏消息。这件事是不久前才定下来的。你到了重庆，先在中国共产党办事处等车，然后去延安。重庆有周恩来伯伯和王若飞伯伯，这次你去，我是和周恩来伯伯联系的……第一次离开家，肯定会不适应，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我如果不出事的話，咱们将来总会团聚的。”
为了不惊动任何人，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大姐就上路了。临走时，我凝望着父亲充满温情的眼睛，想把它努力印在脑海中。在之后的岁月里，这目光一直陪伴着我。
（听海 摘自《杨洁自述：我的九九八十一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