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西鸿
去年我在深圳，身体出现点状况，连续两晚半夜被心悸弄醒，第二天必须应约从罗湖搭火车赶去香港，一路恍惚，一路昏眩，到达朋友家时躺沙发上起不来。朋友让我立即去医院做个心电图检查。只是正逢周日，我怀里揣着两张欧洲保险卡，没细想就近入了港岛半山的港安医院。想只是拍个心电图而已，我没有先做一个规定动作：打电话给我的保险公司。我瘫坐在走廊等医生时，收费处姑娘过来要审我护照、保险卡，然后叫我掏出信用卡，当我面刷了个三万港元的担保，虽然满心疑惑，我都依照做了，然后被遣去照心電图，最后被告知要留医观察。第二天下楼结账，姑娘打出一叠各种颜色、尺寸不同的收据，安慰我保险公司定会退还，然后又要信用卡刷刷，说：“给您退还一千港币啦。”
我带着港安医院一叠五颜六色的收据回到法国，以挂号信把单子们寄往我的私立医疗保险和国家社会保险两个部门，两个月后，账号上收到国家“社会保险”报销的500欧元（合4600港元）。私立医疗保险呢，一分钱没给报，在电话上耐心地教育我：“您去错医院了，我们的挂钩医院是玛丽医院，不是港安医院！”
在港安医院的那个晚上，姑娘入病房带给我一样礼品：一只新疆哈密瓜大小的洗漱包，杏皮色。这只包包我带回来法国了。现在我出差旅行都带上它，它滚动着活泼的幽默感，一分嘲讽，九分善意，对我来说比各种法国名牌包包更有看头。这只包包里装了一条简单的道理：无论你买了啥保险，人生能遇得上一场险，叫侥幸;没遇上险，叫庆幸;只是“万幸”的事是不会常发生的。
（潘光贤 摘自《深圳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