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
当年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做过不少旁人看来觉得放荡不羁的事，比如我曾和要好的同学在校园里夜饮。
我们坐在生物馆的高台阶上，望着馆前茂盛的灌木丛，细品美酒，谈古论今，自觉很浪漫，对自己的浪漫色彩其实比对酒的兴趣大得多。酒助了谈兴，谈话又成为佐酒的佳品。那时的谈话犀利而充满想象，若有录音，现在来听，必然有许多意外之处。
另一次印象深刻的饮酒经验是在1959年，當时我下放农村劳动，参加锻炼。一年期满回北京时，公社饯行，喝的是高粱酒，白的。饯行宴意味着我们能回京，使人如释重负，何况还带有公社赠送的大红锦旗，证明了我们改造的成绩。在高兴中，每人又多了这一年不尽相同的经历和感受，喝起酒来，味道复杂多了。那次饮酒颇有真刀真枪之感，现在想来犹觉豪迈。
一位词人有云：“到明朝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君主见了一笑，提笔改作“到明朝重扶残醉，来寻陌上花钿”。这是因为皇帝不在乎残酒，那词人就显出知识分子的寒酸气了。
寒酸的知识分子免不了操持柴米油盐，先勿论酒，且说吃饭，这真是个大问题。有时开不出饭来对付一家老小，便搬出方便面，所以我到处歌颂方便面，认为其发明者的大智慧不下于酒的发明者。
到我的工作单位去上班时，午餐便是一包方便面。几个人围坐进食，我总要称赞方便面不只方便，而且好吃。“我就爱吃方便面。”我边吃边说。“那是因为你不常吃。”一位同事笑笑，不客气地说。我愕然。
我一直觉得，贫寒的人生需要方便面，酒则可有可无。直到那次，我们吃了约十天的方便面，才知道无论何等名目的作料，放入面中，其效果都差不多。
人生需要方便面充饥，也需要酒的品咂。
（暮春 摘自《告别阅读》作家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