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安娜
我與汤吉夫先生不打不相识。他从河北省调到天津我的母校工作，见了我非要让我称呼他为“老师”。我说：“我已经毕业，你才进师大，我是你的前辈。”故此，他便报复性地叫我“宋小姐”。
他却像师长那样关注着我。2004年，我接手梁斌研究会的工作，急需打开局面。他正担任中国小说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团结了一批在文学评论界卓有建树的教授、学者，而这些教授、学者也讲授过梁斌的《红旗谱》。他把这些专家介绍给我——他们各自的研究成果，包括地址、手机号码和邮箱，帮我很快地与他们建立了联系。这使得那年召开的“梁斌的文学道路与成就”研讨会成果丰硕。
2015年，针对当前文学界对孙犁的晚年研究中的一些观点，我写了一篇随笔《孙犁被“抑郁”》，发表在《天津日报》上。他看了，毫不客气地批评道：“你写孙犁的那篇文章写得不好。你不擅长写论辩式文章，拖沓亦不犀利。”文人之间，这样的诤言现在很少听到了。
近年，我们用微信联系。有时候，他会在朋友圈里说一两句鼓励的话，有时候就单单问一问：“宋小姐近来可好？”今年的六月和八月，他分别发了两次朋友圈，却都是空片儿：一次全黑，一次全蓝。第一次，我点了一个赞；第二次，我评论了一个问号。
联系虽少，但我知道他还是那个你开心，他能跟你哗啦啦大笑，你有事，他能拔刀相助的山东大汉。
（摘自《今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