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吉·原野
我爸用洋铁皮水桶盛了满满一桶生啤酒，走去10里之外的东大营找我妈的一位表弟喝酒。路途是一条从没火车通过的铁道线。
到了东大营，我那位上尉表舅欢喜不已。他个矮面善，将我爸的白府绸褂子与草编礼帽尊敬地挂在高处，转身吩咐舅妈：“炒菜！”菜只有炒鸡蛋与肉罐头。我们家的洋铁皮水桶放地中央，他们敞怀畅饮。开动之前也有几句寒暄。“姐姐好吗？”表舅问。“孩子们好吗？”我爸问。回答皆是“好，好”。碰杯之后，他们执军绿色的搪瓷缸子探入水桶舀酒。说着笑着，酒至半桶，彼此露出敬佩之色。最后酒喝干了，鸡蛋也炒过了三次。
“走！”他说。当时天色已经黑了。“我送你们。水桶撂这儿，下礼拜我拎啤酒上你家喝去！”
“别别！”我爸推掌，像分开两扇门一样，“桶我们拎回去，你哪能拎一桶酒去？忒沉，10多里地呀！”
“那你不拎来了吗？”表舅问。
“问题是你到我们家喝酒，门口馆子有的是酒，你拎它干啥？”
“那你拎它干啥？”
“那我也不能空手来呀？”我爸说。
“你不带孩子来了吗？”表舅指着我。
“嗯。”我爸首肯了，他可能想起了蒙古人素无将客人带礼物来的兜子空着带走的礼数，“你去的时候装半桶啤酒就行。”我爸说。两人还在争论，这里不叙了，因为都是醉话。
步出东大营，我爸和表舅摇晃着，不觉间唱起歌来，当然是蒙古民歌。表舅喜欢唱轻松细腻的情歌。他扭颈唱着，用手拽展军装的衣襟，其拖腔成为“买的——唉”，极尽珍惜。我爸唱悲怆宽广的科尔沁民歌，唱时，他会无由地兀立在荒草间不动，眼盯着天上的星星。那時父亲轮廓清晰的脸上一定布满泪水，想家，想抚养他长大的奶奶和早逝的闻名百里的民歌手爷爷。
就这样，很快到了我家——盟公署家属院。稍事闲话，我爸起身送表舅回东大营，我仍追随其后，重新走上那条亮闪闪的铁道线。他们彼此搂着肩膀，谈论女人或骂某长官，也唱歌。到了东大营，啜两口茶，我爸又戴上礼帽，说“走啦”，表舅扣上大檐帽说“我送”。到了我家，他们复进酒菜。表舅辞行，我爸抬臂——“东大营”。这时我妈已由微嗔转入忍俊不禁。她劝表舅住下，表舅正正皮带：“那不行！明天还得带兵出操呢，必须走！”我妈对我爸说：“那你别送了，咋送不也得分手吗？”我爸怒目：“这是什么话？人家送我，我怎么能不送人家呢？”这就是他们互相送别的理由，依此理由他们将永远送下去。这里边有酒劲，但无虚伪。
后来，我在炕头睡着了。次日天亮，眼见表舅蜷睡在炕上，大皮带仍系着。其后的事情是我爸将表舅送到东大营，表舅又送我爸回来，东方既白，途未穷但力尽矣，只好在梦中奔波了。至于谁来领兵出操，就搞不清了。
（摘自《老年世界》2019年第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