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蔚
一个来访者在一次咨询中抱怨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每天躲在工作的堡垒里，对家里的事几乎都不关心。咨询那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她对我说：“你看吧，他每一年都是这样，忘得一干二净。”
“你会怎么办呢？”我问她。
她说，去年结婚纪念日时她觉得受不了，于是发了条朋友圈，提到那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底下有一堆朋友祝她快乐。丈夫第二天上班时才看到，打电话补了一句问候。
“这就完了？”
“这就完了，”来访者说，“奇葩吧？”
“我的意思是，你发了一条朋友圈，这件事就完了？没有再说什么？”
“你是说跟他吵？没用的。”
我倒是没想过是吵架还是做点别的什么。只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到此为止了”，本身就是在传递一个信号：“我是可以容忍他这样做的。”
也难怪她的丈夫今年还会做这样的事。
我改变了谈话的策略：“遇到这种人，确实难以接受。”我陪她一起感叹。“就是说啊！”她的眼睛立刻亮起来。
“你理解不了他們的逻辑。”
“无法理解！完全都不为别人考虑！”
“是啊，这是一家人最起码应该有的关心！”
“你觉得家庭生活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规则？”
“对啊，我觉得我已经算是可以的了，也不奢求像有的媳妇一样，回家就有人摆好饭菜，好吃好喝伺候着，但最起码的尊重是要给的吧！”
“你觉得太不正常了？”
“是的，一家人都不正常！”
“可惜，”我停顿了一下，“你就遇到了这么不正常的一家人。”
这句话接不下去了，她半张着嘴。
“所以你是怎么打算的？”我问。
她眼睛里的光又暗淡下去。
“我？我能有什么打算……”
对她来说，很难进入“如何应对”的议题，原因就在于她陷入了前面的一步“怎么可以”“居然”“不应该”中——她在事物存在的 “合法性”上单曲循环。这里存在一种微妙的认知上的小伎俩：“他们这样是不可以的”，纠结“不可以”的问题，似乎也就不用面对一个最残酷的真相——他们就是这样的啊。
（摘自《难道一切都是我的错吗？》中国华侨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