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宫内义彦
我曾经得过两场大病。
第一场大病是在学生时代。受父亲的影响，我一心想从事贸易行业，所以高中毕业后选择关西学院大学商学部。
在大二那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的身体状况差到了极点，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结核改变了我的生活。
那年入冬以后，我发烧迟迟不退，到大学的诊所看病，医生告诉我需要立即住院治疗，而且必须静养一年以上。就这样，充实快乐的大学生活紧急刹车，我的世界一下子灰暗了。
侥幸可以不用住院，但我不得不在家静养，还有医生定期登門诊疗。我过上了单调而重复的“病号” 日子。生怕被同龄人落下的我，一头扎进了书堆里开始自学。
链霉素等有效药物的相继问世，让我的静养只持续了半年便提前宣布结束。重返校园时，我正赶上秋季考试，虽然此前我一节课都没有上过，但成绩突飞猛进。
在我静养的那半年间，同学们会把详细、完整的课堂笔记借给我。在大家的共同帮助下，原本可能留级的我最终得以顺利毕业。经历这件事以后，我才第一次注意起个人健康。
第二场大病是在做了社长之后。1980年12月，乾恒雄先生升任公司董事长，我接任了社长。45岁的我是公司里最年轻的董事，在商海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我深信自身的经验能够让我应对这个公司。乾恒雄先生的那句“出了问题我承担”，更是最有力的“强心丸”，但一想到做了社长就意味着当公司出现重大变故时，我就是那个要负全责的人，我不禁为此感到心惊。尽管诚惶诚恐，但我没有因此畏手畏脚，不断地扩大公司业务，并经常满世界地出差，干劲十足。
但一场意外悄悄袭来，让我在1981年的夏天不得不回家静养一段时间。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香港出差期间，我牙痛得要命，只好跑到当地的医院就诊，但医院可能使用了别人用过的针头给我打了止疼针。我回国后一直低烧不退，即便是家庭聚餐也没有胃口。在做过身体检查后，没等检验结果出来，我就又忙着出差了。
但这一次，我被总部叫了回来，并告诉我检查结果是感染了B型肝炎。于是，我一下飞机就被送往圣路加国际医院。
主治医生告诉我，B型肝炎没有特效药，只能靠静养。这真是让我失望的回答。遵照医嘱，我在医院里足足住了一个月，出院后也只能在家静养，直到身体内有了抗体。
自从第二场大病之后，我每天都保证自己有充足的睡眠，感到疲倦了也不会硬撑，而是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就连生活习惯也调整了。如今的我已经与大病绝缘了。
（摘自《抓住好风险》东方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