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兆
牛皮纸裹着的一叠存折
因罹患癌症，87岁的卢永根自觉时日无多，与夫人徐雪宾商量，决定捐出所有积蓄。
3月的一天，盧永根在夫人搀扶下来到银行，将十多个存折的存款转入华南农业大学的账户。卢永根夫妇一共捐出8809446元。学校用这笔款设立了教育基金，用于奖励贫困学生与优秀青年教师。
华南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李大胜看到卢永根用颤巍巍的手掏出牛皮纸包裹着的一叠存折时，忍不住热泪盈眶。
卢永根家里的摆设，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破旧的木沙发、老式电视；铁架子床锈迹斑斑，挂帐子用的竹竿，一头绑着绳子，一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几张还在使用的椅子，用铁丝绑了又绑。
“钱都是老两口一点一点省下来的。”卢永根的秘书赵杏娟说，对扶贫和教育，两位老人却格外慷慨，每年都要捐钱。2014年，卢永根和他哥哥还悄悄将老家两间商铺祖屋捐给了当地小学。
笔记本扉页的四个“一点”
卢永根没有将财产留给唯一的女儿。他说，孩子已经自立了，他的个人财产最后应为社会做贡献。
在卢永根办公桌上的一个笔记本扉页，写着他用来自勉的四个“一点”：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
卢永根祖籍广东花都，1930年生于香港，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派遣回到广州。他说：“为什么要放弃安逸生活回内地？主要是侵华战争的现实教育了我。我要为祖国复兴效力。”
从此，他在教育领域开始了一辈子的坚守。
1983年，他担任华南农学院（1984年更名为华南农业大学）院长。
“先党员，后校长”是卢永根的口头禅，他认为当好校长的前提是先当好一名党员。
20世纪80年代，学校经费紧缺，身为校长的卢永根坚持不坐进口小车，在住房、电话等待遇上不搞特殊。
但对科研与人才，卢永根却很大方。
20世纪80年代末，学校发展落后，卢永根四处筹措资金，用于发展多学科和重奖人才。
为表彰辛朝安教授团队对兽药开发的贡献，他破天荒拨出10万元高额奖励；
博士生刘向东到香港大学做研究，他主动借1500元，还把自己出国用的两个行李箱与一套新西服送给学生。
“他为科研奉献了一切。”弟子张桂全说。
病房里的临时党支部
淡泊明志的科研工作者，总是崇尚吃苦精神。
卢永根带领弟子，小心地保护着7000多份稻种资源和900多份野生稻资源。许多珍贵的稻种，都是他带着学生翻山越岭一株一株找回来的。
2001年，听说广东佛冈一处山顶有野生稻，已70多岁高龄的卢永根亲自出发寻找。
山上无路，布满荆棘。到半山腰，卢永根已体力不支，但他坚持要去现场，学生们只好架着他慢慢往上爬。老照片上，卢永根一手拄拐，一手扶树，在野生稻旁笑得格外开心。
在水稻遗传研究领域，卢永根做出过突出贡献。他提出的水稻“特异亲和基因”新学术观点，对水稻育种实践产生了重要作用。近5年，卢永根带领研究团队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33个，累计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许多当年的学生和被破格提拔的青年学者，如今都已走上学术带头人、领导岗位。
“正直、率真、有情怀，卢永根影响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民盟中央副主席温思美说。
躺在病床上，卢永根仍希望能过组织生活。经校党委批准，病房临时党支部成立了，一个月开一次会。
1984年的一个夜晚，卢永根在学校作了一场演讲。亲历者回忆，那晚没有灯光，草坪上密密麻麻坐满了学生。
卢永根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祖国故，两者皆可抛。我希望能像一束小火花，点燃你们心中的爱国主义火焰。”
（摘自《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