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鹰
我经常拿出算盘，噼里啪啦地计算家里的收支。盘珠碰撞出悦耳的声音，带给我喜悦和快乐、回忆和遐想。先生说我是“老古董”，不肯接受更加简易、便利的计算器。他哪里理解我对算盘的一往情深，因为这算盘上有外公、父亲和我们姐妹的指痕，融入了亲人的温度。
我的父亲15岁就到上海五金店当学徒，每天拨拉的就是算盘。父亲说，他18岁就当了“阿大”，算盘功不可没。那时，他可以把算盘举到头顶上打，由此迎来众多顾客光顾。
我母亲去世后，我把父亲接到我家住了17年，家里的财政都是老爸用算盘拨拉出来的。我常开玩笑说老爸是“葛朗台数金币”，老爸从来不恼。一打起算盘，老爸就神采飞扬，有关他算盘的故事犹如七彩线团，怎么也扯不尽，我也是百听不厌。
父亲说，我外公是宁波一个乡镇的秀才，他尤其擅长打算盘，可以左右手同打。当年外公曾举着红木算盘对来提亲的人说，谁能得到我的红木算盘，我就把女儿嫁给谁。媒婆知道外公算盘功夫了得，只得讪讪而去。
父亲“应聘”时，外公考的是“斤两法”的加减乘除，因为过去1斤是16两，计算起来非常困难，好在父亲在上海做学徒时练得一手好算盘。因此，考试顺利过关，成了外公的乘龙快婿，得到了外公的红木算盘。我后来常常与父亲开玩笑，说他是被“算盘绣球”砸中的。
有了这段“算盘缘”，就有了我们姐妹四个。小时候我在外婆家，最喜欢的玩具是算盘，会说话后，背的儿歌也是“一上一、三下五去二”的算盘口诀。外公有空的时候，捋着白胡须，拨弄着算盘，给我和姐姐讲解：“这横梁上面的一个珠子代表五，下面一个珠子就是一，从右到左可以分为个、十、百、千……”外公还教我们用算盘下棋，每天学珠算的时光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
小学三年级，我们有了珠算课。老师用的算盘很大，珠杆上有毛，挂在黑板上，珠子推上去不会落下。因为我有家庭老师，珠算成绩自然在班上名列前茅，老师常常让我上讲台做示范。在学校开展的珠算比赛中，我获得了第一名。奖状拿回家，父亲乐得拿出宝贝算盤，让我在小伙伴中炫耀了3天。
儿子小时候，我总想让他精通“算盘”，就早早把《算盘歌》教给了他：“小小算盘四框出，框里装着梁档珠，根根档上串珠珠，梁下一珠就是一，梁上一珠却是五，小朋友们牢记住。”可那时珠算已不是主课，儿子学习的积极性不高。他只把算盘当成玩具，一点也不珍惜。我父亲一边感叹珠算的失传，一边把算盘收藏起来。
20世纪80年代后期，计算器开始普及，算盘像隐退的明星，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和记忆。可我父亲在计算家庭收入开支时，还是用算盘。那时候以为父亲老顽固，不接受新生事物，现在才明白，他是在抚摸过往的岁月，回味那些美好的时光。
现在，我经历着父亲的过往，我最大的成就是：5岁的孙儿已经会背加法口诀，能从一加到十啦！
（编辑 王 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