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
我人生第一次对死亡有意识，是9岁的时候。那时，东北老家有位长辈半身不遂。我放假回去玩，在她家院子的一侧，看到了一口棺材。家人说，那是为她准备的。我才意识到，这是人死之后会用到的東西，就觉得不吉利，也有些恐惧。
后来工作后，虽然不时地会去参加同事或亲友的追悼会，但思想上是回避的，觉得是未来的事情，不愿意细想。
1999年第一次登雪山，在青海玉珠峰的营地里遭遇强烈的高原反应之后，我第一次认真地考虑要立遗嘱。那段时间，常常听到其他队传来有人去世的消息，每次听到情绪就会低落好一阵。在山上，晚上常常睡不着觉，能睡着时也不敢睡，怕睡着之后再也醒不过来了。
那时候登山，每天都在经受这种折磨。我慢慢认识到，只要自己选择继续登山，客观上就存在死亡的威胁，高原反应、雪崩、岩崩、滑坠等，随时都可能发生。
之后的登山经历中，我也确实遇到过很多次危险。可以说，是登山生涯慢慢教会了我如何坦然地面对死亡。在日常生活中，人会觉得死亡是很遥远的事情，但在山中，你常常会觉得死亡离自己很近。正是这种长时间、近距离的折磨和一次又一次的突发性挑战，磨炼了人的意志。
2008年9月，“捐款门”发生几个月之后，心情沉重的我和华大汪建及其他山友一起去登希夏邦马峰。正好那时，2002年山难的那支北大山鹰社登山队的队长刘炎林去给他的五个同学立纪念碑。
这次见到刘炎林后，我与华大汪建主动参与了纪念碑的建设过程。建好之后，我用相机去拍摄不锈钢铭牌上队员的头像和铭文。但拍摄时，我却发现拍来拍去，怎么也对不准焦，头像就是显示不出来。而在查看其中一张照片时，我赫然发现，铭牌上被拍下来的竟然是我自己的脸。
其实拍下的是倒影，但一下子我就被震撼了，引起非常大的心理波动，呆立了半响……
那半年，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至暗时刻，但当我在死者头像的位置看到自己的脸时，首先会想，我比他们的年纪大很多，按常理，应该是他们来祭奠我，而不是我祭奠他们。但同时，我也在想，如果这些年轻人还活着，问他们：你们可能会遇到危险，可能会面临死亡，你们还会去登山吗？我觉得他们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就像我曾经那么恐惧死亡，也没有放弃登山一样。
我们的选择，都是向上，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