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5年6月出生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那时我父亲郑洪升是解放军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的哲学教员。
我父亲只上过三年私塾。他如果要将当教员的职业持续下去，需要自学支持。
从我出生起，见到最多的场面，是父亲趴在桌子上看书写字。父亲是抱着一岁的儿子郑渊洁看完《资本论》的。至今我家收藏的那本《资本论》第955页右侧空白处的铅笔道就是我的眉批。由此，我从小就对看书和写字产生了崇拜心理。
父亲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如果我“犯了事”，父亲“惩罚”我的方式永远是写检查。我读到小学四年级时，邂逅“文革”，自此中断学业，跟随父亲到河南农村五七干校。在干校子弟学校，我因为将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早起的鸟有虫子吃》改写为《早起的虫子被鸟吃》，被老师开除。我在家写好檢查等待父亲从农田回来，他一进家门，脸色不好看，明显是获悉了我被开除的信息。我将检查呈上。那篇检查我下了功夫，写成了小说。父亲看着看着，脸上就阴转晴了。我离开学校后，父亲在家教我，他给我上的第一节课，是让我背《共产党宣言》。遇到不认识的字，就自己查字典。
我成为父亲后，继承了父亲家教的衣钵。对于孩子，只做不说。换句话说：闭上嘴，抬起腿，走自己的人生路，演示给孩子看。作为父亲，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是身教。
儿子郑亚旗两岁时，我开始一个人写《童话大王》月刊。我之所以能一个人坚持写一本月刊几十年，很大程度是为了演示给儿子看：父亲靠一支笔，让家庭丰衣足食。我以为，父亲的身教，比要求孩子考一百分管用。
郑亚旗从18岁生日那天起，我没再给过他一分钱。他先是到一家新成立的报社靠筹建和维护网站以及维修电脑挣工资养活自己。三年后，已经是该报社技术部主任的他辞职，创办《皮皮鲁》杂志，运作我参加各种电视节目，筹办由我主持的脱口秀《郑氏胡说》，以培训我的口才，将我打造成教师，以及将我的所有作品命名为《皮皮鲁总动员》后交给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并创办了皮皮鲁讲堂。他18岁后做的以上这些事除了在报社的三年外，都属于将我的资源扩大延伸，进而体现他的价值。
前些天，郑亚旗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北京建造了一座硕大的摄影棚，他问我愿不愿意去照几张像。近一两年我有时见到他背着各种照相机，我以为只是玩玩。最近看到他的博客以摄影为主要内容，我有点儿感到意外，得知他建造了摄影棚，我才知道他另起炉灶了。
我去他的摄影棚看了，各种专业摄影设备一应俱全，摄影棚大到能开进去几辆汽车，还有小型电影院。到郑亚旗摄影棚照相的人络绎不绝，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
在他的摄影棚，郑亚旗给我照了几张像。置身于和我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的另类“炉灶”中，我的感觉很是奇特。
我的父亲不是作家。我不是摄影师。为人父的榜样作用不是鼓励后代模仿和照搬，而是刺激后代在继承中变革。我不知道我的孙辈会从事什么职业，但我相信从小目睹父亲郑亚旗身教的他（她），会敬业和自食其力，因为我们一脉相承。
离婚时，夫妻双方约定存款归各自所有；离婚后，女方偶然得知，男方在离婚前为婚姻期间的情感介入者花费上百万元买房子。为此，女方将前夫和第三者起诉至法院，要求返还这笔钱。婚都离了，财产也分割完毕，女方能讨回她应得的权益和财产吗？
“身教亲于言教。”
——魏源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