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晓玲 魏梦佳
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悬挂的毛主席画像，国徽、共青团旗、少先队星星火炬，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还有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满天星”穹顶……这些，都是他亲自绘制、设计或参与制作的作品。
而这，只是他从艺80多年间众多作品的冰山一角。
他，就是被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形象设计师”，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发展历程的百岁老人周令钊。
“业内很多人都不知道父亲为国家到底做了多少事，包括我自己。”这些年，周容为父亲周令钊的画册、展览、资料整理做了许多幕后工作，在惊奇、惊喜中，周容一次次重新认识父亲。
一次，韩美林在清华美院给学生做讲座谈到“满天星”创意，周容这才知道，人民大会堂穹顶灯光“满天星”的设计构思竟也是出自父亲。
韩美林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这段历史。
那是1958年，北京十大建筑正处在紧张建设当中。当时正在民族文化宫建设工地参与美术设计工作的周令钊接到通知，让他迅速到中南海参加重要会议。受制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参会人员迟迟没有到齐。等待中，周令钊主动向周总理询问，得知原来是人民大会堂主会场的穹顶吊灯设计安装遇到了难题。
之前在政协礼堂的施工中，吊灯因承重问题坠落，造成几十个座椅损坏。而号称“万人大礼堂”的人民大会堂主会场，高度和纵深都比政协礼堂大得多。“建筑承重怎么解决？”周总理问。
周令钊有个习惯：随时随地笔不离手。听了总理的介绍，他说：“这个容易。满天星，满天星嘛……”他随手用铅笔在稿纸上画出了众星环绕五角星的“满天星”设计草图。周总理接过草图，连说：“好！就是它了！告诉大家别来了，散会！”
韩美林在文章中写道：“按照周先生的方法，不但突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的理念，而且在建筑结构上易于实现，美观简洁、突出主题，令人拍案叫绝。”
周容说，父亲到底设计、创作过多少艺术作品，他自己没有概念，也从来没有统计过，“以至于只有再见到时才能想起来”。
2011年，“周令钊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周令钊笑言“我才92岁，来日方长”，引得展览现场一片掌声与欢笑。
那一年，他与时年84岁的夫人陈若菊共同完成了创作4年之久的水墨长卷《汨水平江永流芳》、大型丙烯壁画《长沙—湘江北去，橘子洲头》。2013年，他们又一起完成了北京地铁6号线朝阳门站陶瓷浮雕壁画《京东粮道》《凤舞朝阳》的设计。
2017年，98岁的周令钊应邀设计了戊戌狗年特种邮票，创造了中国邮票史上近百岁艺术家创作邮票的奇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两天前，周令钊出生于湖南平江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大家庭。母亲郑家一毕业于长沙周南女校师范班，是徐特立的学生、杨开慧的同学，能画水彩、绣样，喜作诗，曾在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任图画教员。
受母亲影响，周令钊从小就喜欢画画。13岁时，他进入长沙华中美专，其间参与了国货公司的广告设计。毕业于湖北武昌艺专后，周令钊又在上海华东美术印刷传习所学习修版、制版等。专科学习和大量的社会实践，为年轻的周令钊打下了实用美术方面的坚实基础。
1938年，在同学的带领下，周令钊进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当时的“第三厅”大师云集，郭沫若、田汉、冼星海等都曾在此供职。那年9月，周令钊参与了全国首幅巨型抗战作品—黄鹤楼壁画《全民抗战》—的创作。
自1937年起，周令钊像众多热血中国男儿一样，投入文化抗战的洪流。他在长沙参加抗敌画会；为焦菊隐导演的进步剧目画海报、设计舞美；参与由范长江任领队的“南路前线工作队”的采访慰问；加入叶浅予、张乐平的“漫画宣传队”，做舞美和广告设计，作抗日宣传画，做替补演员，到滇缅慰问中国远征军……
在那个战乱年代，构思快、动作快的周令钊以笔代枪，为当时中国实用美术设计与创作留下闪光的一页。
1945年抗战胜利，周令钊从缅北战场归来。1947年夏，他决定北上北平。转道上海时，周令钊去看望在当地的田汉。在老领导的劝说下，周令钊决定留在更需要他的上海育才学校任教。直到第二年8月，老战友冯法祀带来国立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的聘书，周令钊才来到北平。
1949年9月，开国大典筹备处把绘制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的任务交给了国立北平艺专。“学校决定由你来画。”艺专党委书记江丰找到周令钊。之前，周令钊已多次在重要会议会场布置中绘制过毛主席画像。
距离开国大典只有20多天的时间，周令钊不敢懈怠，带着新婚妻子陈若菊登上了搭建在天安門城楼东墙根的大型脚手架。
开国大典前的天安门城楼安静庄严。每天天蒙蒙亮，执勤的小战士就能看到两个瘦小的年轻人背着画具，带着干粮、水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打格、放大、调色、绘画、调整，攀上爬下、远观近改，饿了啃一口凉馒头，渴了喝一口凉开水，两颗年轻的心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即将成立而热血沸腾。
画完收工，已是开国大典前夜。回到住所还未来得及休息，便又从天安门来了人—周总理觉得挂妥的画像下面那行“为人民服务”的字样远看又小又花，很不协调，提议“马上改”。
天安门城楼中间的门洞约8米高，主席的画像就悬挂在上面。在由三个直梯绑成的长梯上，周令钊一手拿照片、调色板，一手握画笔，再一次爬到了聚光灯下的巨幅画像前。
梯子挪动十几次，上上下下几十次，等到改好收工，天已大亮，距开国大典只剩几个小时。
天安门广场东侧、今天的国家博物馆附近，一夜未眠的周令钊与美院师生一起期待着开国大典的激动时刻。
“像，真像！”“那是一种胜利的微笑！”听着身边师生同人的赞叹和祝贺，周令钊放心了：“我和若菊完成了我们人生中一个伟大的、重要的工作！”
那一年，周令钊30岁。
1950年，周令钊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小组成员，和张仃、张光宇一起，与以梁思成为代表的清华大学小组共同完成了国家形象中最重要的徽标—国徽—的设计工作。“国徽的设计是一个集体创作。”周令钊说。他当时提出的“将一颗星改为五颗星，与国旗一致”的建议被采纳。
从1950年起，年轻的周令钊承担了许多重要的国家任务，更参与了不少重要的国家形象设计。
翻开《周令钊作品集》，油画、丙烯画、水粉、水彩、国画、壁画、招贴、插图、漫画、徽标……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艺术表现形式，承载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记忆、民族记忆，反映出不同时期社会大发展的生动气息，今天看来非常亲切。
除了众多的实用美术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令钊创作的大型历史油画《五四运动》、主笔设计的大型壁画《世界人民大团结》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和展览，他的油画作品《韶山》收藏于全国政协礼堂。
然而，完成国家、民族众多形象设计的周令钊却始终默默无声。
“他就是那么朴实、厚道、谦和的人。我以为，一位真正的人民艺术家，一定是位老实人。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不图名、不图利、不取巧，脚踏实地，辛勤耕耘，一生信奉艺术为人民服务。”黄永玉对老朋友的评价发自内心。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2019年5月6日，朱权利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