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庆玲：找准自己的方向，再执著地追求
【导师简介】
冯庆玲，1990年获柏林工业大学博士学位，1999年起任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2000年起任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理事，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生物复合材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生物材料分会委员，中国复合材料学会微纳米复合材料专业委员会委员，复合材料学报编委，生物骨科材料与临床研究常务编委， Journal of Biomimetics, Biomaterials and Tissue Engineering 编委，韩国材料研究学会国际顾问。发表科研论文百余篇，SCI收录90余篇。获中国发明专利16项，美国发明专利1项。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第九届中国专利优秀奖1项。
和冯教授约了下午两点半采访，记者提前20分钟来到了材料系所在的清华大学逸夫楼。冯教授带着一副黑框眼镜，办公桌上堆着高高的文档，人只露出个头，窗台上放着好几盆鲜花，沐浴在日光里鲜艳夺目。采访就在愉快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冯教授告诉记者，当老师每年都送走一批毕业生，迎来一批新生，学校就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位治学严谨的学者言辞切切，时不时停下来思考，从她对莘莘学子提出的诚恳建议和亲切的笑容中，不经意间流露出对年轻人最真挚的关怀。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冯教授多次提到现在的学生最需要的就是找准自己的方向，然后再执著地追求。
“不要迷信国外的大学”
近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然而，国外的读研环境一定比国内好吗?很多学生对国外的大学满怀憧憬，但是并不了解在国外读研的真实情况。冯教授总结国内和国外读研的一个很大差别是：国内的导师对学生的指导是多方面的，对学生是非常关心的。
记者：冯老师，您好!清华大学材料系的毕业生一向有出国深造的传统，今年出国的毕业生多吗?您以前在德国留学多年，对于留学生在外面的困难肯定是深有体会的，您能结合当年的经历和我们谈谈留学生到国外首先会遇到哪些困难吗?
冯庆玲：前些年清华大学材料系的研究生毕业后，出国的比例很高，大家基本上选择美国作为目的地，觉得那里的硬件设施比较先进。但是“9.11事件”之后，美国签证不好办，申请出国的人数也比较少了。现在虽然签证好办了，但国内形势又不一样了，很多学生选择留在国内，一些出去的学生也选择回国就业。
其实，每个出国的人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到国外首先遇到的是经济上的困难，现在的留学生比我们当年条件要好多了，我们那时要自己打工生活，家里基本上不能提供经济支持。我当年在国外情况还是相对较好的，因为德国没有学费，我又是公派留学，有国家提供的两年奖学金，所以打工比较少。可是那些纯自费留学的学生就非常辛苦了，寒暑假、周末等课余时间都用在打工上了。
出国后除了经济困难外，还会遇到语言问题。虽然中国留学生出去时都要通过语言考试，但那仅仅能应付生活。特别是理工科的学生，专业术语多，要想在上课时完全听懂老师的话，要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当时一到德国，歌德学院就对我们进行了三个月的德语培训，生活用语算是过关了，但是一到课堂上就不行了。如果是一门中文内容学过的课程，还勉强能根据图表对上内容，要是新课就非常麻烦了，基本上只能知道大概框架，细节压根听不懂。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慢的要一年，快的也要半年才能适应。
记者：国外和国内的学习、生活是有不同之处的，到国外读研究生也要适应国外导师的教学方法。
冯庆玲：你说的没错。很多学生出国后不能适应的恰恰是原来所期待的宽松环境。国内大学有班主任、辅导员、班长，学生在一个集体中学习和生活，老师围着学生转。但是国外的小孩18岁就自立了，所以他们认为大学毕业生，特别是研究生，所有事情都应该自己解决，不需要太多关心。国内的学生一出去后，马上面临的是没人管，一切都要自己操办。第一个难题就是住宿问题，很多人一开始都是投靠亲戚朋友，然后再自己找房子，这是很多学生在国内没有经历过的。通常为了找到离学校近、比较便宜、环境稍微好点的房子，留学生要搬很多次家，所以不断地找房子、不断地搬家，这是很费时间和精力的。
我觉得，学生们不要迷信国外的大学，现在我们国内读研条件并不差。很多人抱怨国内的学校条件不好、导师对学生关心不够等等，但是一出去才知道，国内其实比国外好多了。除了生活上，留学生在学习上也几乎完全是自理的。一般来说，导师交给学生一个大的题目后就不再管了，就是在规定时间内问你要成果，如果中间遇到困难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而且国外的条件和设备也不一定比国内好，有的学生回来和我交流，说在国外连自己的座位和电脑都没有，导师也不管，过了几个月就问他要成果。在国内，就拿我的研究生来说，我给他们每个人配好电脑、桌子，如果需要其他支持，我也是尽力给他们创造条件。
事实上，国内和国外读研的一个很大差别是：国内的导师对学生的指导是很多的，对学生是非常关心的。学生在国内可以随时找导师提问题，在国外要提前向秘书预约。我原来在德国的研究所平均一年可以和导师谈两次，也就是半年一次。我要和他约时间非常困难，一般情况下，第一次肯定是不行的，有时约好了导师又有这样那样的事情而推辞，常常要约三次才行。这是普遍情况。
“老师最大的幸福就是学生过了很多年还会回来看望”
研究生和导师的关系有多重要无须多言。然而，近几年新闻媒体陆续报道了一些师生矛盾导致的悲剧，一时间，关于导师和研究生关系的讨论沸沸扬扬。不管是“老板”，还是“大家长”，导师永远是研究生话题的中心。或许，我们一直都纠结于导师和研究生关系的各种复杂表象，却一直遗忘了在这背后是其“师生关系”的最单纯本质。
记者：您窗台上的花很漂亮，是学生送的吗?
冯庆玲：呵呵，是的。每年都会有学生来看我，特别是在教师节等节日前后，这让我很感动，他们不管多少年还是会想着我。我当老师最大的幸福就是学生过了很多年还会回来看我。
记者：您认为国内导师和学生的关系融洽吗?这几年时常在媒体上看到一些导师和学生有矛盾的新闻，您怎样看待?
冯庆玲：确实有导师和学生之间存在矛盾。在我们系，平均每个博导每年只能带一个博士生，个别师生矛盾在于导师希望学生能多留一段时间。因为导师手中的项目多，没有学生帮忙导师忙不过来，因此希望学生晚点毕业，等到项目结束或者没那么忙的时候再走。但是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学生想尽早毕业找工作，这样两者间就有矛盾了。学校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专门建立了仲裁机构，如果师生发生矛盾，可以到仲裁机构做评判。其实，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大部分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是很融洽的，我的学生也经常回来看我，今年暑假有学生专门来北京看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