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近日,“头等舱优惠”话题再次引发热议。
所谓“第一学历偏好”,是指一些用人单位在劳动力市场上选择“双一流”或“985”或“211”大学作为筛选门槛的现象。在这种偏好下,首批学历毕业生中有一部分是普通大学。虽然他们有着更多符合招聘要求的专业技能、更多的实习经历,甚至连硕士、博士学位都属于“双一流”大学,但他们甚至可能都过不了招聘的门槛。
这种“三代寻人学历”的倾向导致了一个两难境地:绝大多数高校毕业生面临着被压缩的就业空间,这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的就业焦虑。
从企业角度看,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高素质人力资源需求旺盛的大环境下,第一学历能在一定程度上更有效地筛选出具有较好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的毕业生。虽然这种简单粗暴的选拔方式可能会错失普通高校的优秀人才,但节省下来的成本可以弥补优秀人才的流失。另一方面,行业和企业很少真正思考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扎实的专业技能,善于沟通与合作,还是有创意?最终,“双一流”大学只能作为主要选拔标准。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偏好优先学历”这一简单规则的背后,存在着非常复杂的社会结构因素。美国学者劳伦·里维拉在《出身:精英的不平等选择与自我复制》一书中,揭示了美国企业招聘中的一种“名校情结”。里维拉研究了美国起薪最高的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的校园招聘,揭示了为什么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往往在招聘和选拔中获得成功,最终在“人人都可以追求美国梦”的美国社会获得高薪工作。
尽管学习和就业的结果通常被解释为个人抱负和能力,但里维拉发现,收入、和教育质量较高的父母会将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传递给下一代,使他们在高考和竞争中率先进入顶尖行业。也就是说,企业招聘看似是一种能力导向的平等选择,其实是帮助精英完成代际传递的主导地位。同样,“第一学历偏好”不仅包括学生的个人能力、期望和努力,还包括父母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文化背景,甚至包括他们之间的互动。
以最重要的经济地位为例。一般来说,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可以为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的资源,增加更多的机会。经济资本为孩子提供教育优势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择校。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优质公办学校过度集中在学区房价相对较高的地区,而民办学校一年收费几十万元。相应地,这些学校拥有更为丰富的师资力量,能够提供更为前沿和丰富的学习资源,以及大量的荣誉、预科、体育艺术项目。重点学校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和社交能力,还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一份有竞争力的学术和课外活动简历,这在申请大学或招聘工作时非常有用。
社会资本也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家长社交网络的规模、地位和范围可以成为孩子获得重要机会、信息和资源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学生的社交网络更为重要,尤其是那些已经渗透行业多年的校友,它可以激发学生对未来的期望,并为如何准备实习和招聘提供专家建议。此外,文化资源,即人们用来融入社会环境的各种概念和行为框架,也影响着学生能否成功应对社会各个阶段大学、企业等把关人的挑战。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家庭背景决定学业成绩的早,而学校背景决定就业机会的早?不总是这样。近年来,教育部对高考进行了调整,如取消自主招生的、竞争。显然,教育改革倾向于优化“平等选择”,而不是加剧“不平等选择”。
高考仍然是年轻人进入大学乃至重点大学的主要桥梁,中国的学费并不是成绩优秀的贫困生追求一流大学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决定个人人生前半段的不是重点或非重点文凭,而是个人人生后半段。找什么样的工作取决于努力和选择。非一流大学的学生仍然可以通过实习、社会工作、社会实践等方式弥补自己的不足。一流大学的毕业证书不能直接为学生提供就业岗位。
“一级优惠”能否打破?或许,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深刻反思: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见证了经济模式和科学技术的巨大创新。因此,未来十年,我们的教育体制和文化观念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在教育上,更加注重开放、自信和价值观建设;在社会观念上,更加注重多元创造。这才是“第一偏好”的真正答案,需要更多学者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