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有两条消息似乎引起了人们对哪个更重要的讨论:故宫博物院在今年招聘新员工时,规定报考者应具有名牌大学的硕士以上学历,4万人报名中只有1.7万人最终参加了考试;华为2021年招收的8名博士生年薪为89.6万元,最高为201万元。
近年来,关于“教育更重要还是能力更重要”的争论屡见不鲜。高校扩招以来,严峻的就业形势逐年加剧。一些知名企业偏爱名牌大学毕业生,重视其学历,导致名校与非名牌大学的话语冲突,进一步促使公众追问“学历与能力孰重”。
总的来说,现有的争论大多是单纯地反对教育和能力,但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
从概念和内涵来看,教育和能力究竟谁更重要,很难衡量。教育的意义在我们的思维意识中是非常明确的:它是专科生还是本科生,是硕士还是博士,名校还是非名校。
然而,在能力方面,往往是空洞的、模糊的、笼统的词语,很难给它一个具体而明确的定义。它不仅包括学习能力、生活能力,还包括工作所需的各种能力(领导能力、组织能力、沟通能力、沟通能力、技能技能等),还可以指一个人的综合素质。
目前,学校教育和企业岗位对学生能力有不同的要求。学校教育注重本科阶段理论知识的掌握,研究生阶段注重理论思维、科研创新和论文写作能力。
但是,企业对员工的要求超出了学校教育的范围,这就导致了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接缝对接出现了一定的断裂。
教育与能力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招聘阶段对非名牌毕业生的“歧视”。
就业资源稀缺,真正适合的优秀人才也不在各地。因此,企业在选择员工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包括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随着高等教育入学率的不断提高,毕业生越来越多,个人求职信息不对称,企业很难通过简单的面试环节锁定合适的人选,因此有必要制定一定的选拔标准。
制定标准的目的是要区别对待。企业要想有效地获取人才,只能从整个集团的角度缩小范围,把重点放在名校上。毕竟,优秀个体出现在优秀群体中的概率更高。
从一些知名企业招聘的具体岗位来看,年薪100万元的岗位,一般都是自然科学范畴内的高端尖端岗位。当然,这样的人才需要从研究型大学和研究生的层面来考虑。
不得不承认,非名牌大学也会有科研能力强的学生。然而,重点大学的资源和科研实力却是普通高校无法比拟的。名牌企业青睐名牌大学,是为了实现岗位与个人的有效匹配,节约成本。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对企业的“歧视”是一种经济的、工具性的过滤过程。企业不是慈善组织,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既然法律没有规定,要求企业不要从道德的角度“只看教育不看能力”,就没有实际意义。
一般来说,我们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归纳和总结都是不完整的,但基于一定的规律,我们有选择地为自己的论点辩护。
例如,一些文章通过总结一些大企业总裁和经理的毕业学校和学位,来总结学历的重要性。
然而,这种小样本统计的前提已经在知名企业和高管身上勾勒出来。低学历者通过个人努力和勤勉致富的案例也不少,在中小企业和基层创业领域更为常见。
换言之,哪个更重要,受个人、企业、地位、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现实社会的复杂性总是超出我们的概括能力。人们对法律的概括和总结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当他们遇到与自己不在同一水平的讨论时,人们总能发现一些漏洞或反例。
现实情况是,不同人才的学历和能力可以合并或分离。它既是“低学历、高能力、低能力”的两种对立局面,也是“低学历、低能力、高能力、一般能力”的对立局面。
在大学毕业生“过度繁荣”的时代,最后一个恐怕是最后一个了,恐怕这类人会在人才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
吊诡的是,虽然有些话语最终会沦落为“能力更重要”,但在实践中,人们的行为却做出了相反的选择。每年高考期间,我们都习惯了父母送考,整个社会都为高考开通了便捷的通道。
还有一种“考研热”正在逐年升温。已经就业的人会辞职,加入考研大军,这一切都表明,这是一个学历更加重要的社会。
归根结底,教育背景是显性的,能力是隐性的。有些能力需要来自我在工作中的发现和经历;有些能力是天生的,没有办法弥补。
然而,通过主观努力和刻苦学习来改善教育背景是可能的。如果有必要,教育甚至可以掩盖某些能力的缺失。例如,在《亚当先生》一书中,也许有一张纸掩盖了书中的丑陋。我没有文凭。就像精神上赤身裸体,没有包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