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意义和教训
戊戌维新运动，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到1898年9月21日结束，仅仅持续了103天的时间，戊戌维新虽然是一次失败的变法，但是这次运动的影响却是极其深远的，也直接使得后期资产阶级在救国道路上采取了革命的方式。
戊戌变法的失败不仅仅是客观上封建势力的阻挠，而是多方面的作用的结果，它失败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
维新运动时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虽有初步发展，但还极其微弱。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严峻的民族危机，迫使他们仓促上阵，其经济实力、理论体系、思想酝酿、政治主张等都准备不足。而维新派所面对的封建顽固势力却十分强大。
维新派没有掌握政权，仅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发号施令，希望通过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他们的理想。原本维新派应该与会党民众的斗争相结合，以造成强大的声势，迫使当权者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但维新派却采取了脱离人民群众的方法，甚至害怕和敌视民众。这使维新运动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其活动范围仅局限于地主阶级开明派和知识分子当中此外，维新派还缺乏军队的支持，到了大难临头，他们才想到兵权，结果被袁世凯出卖。
维新派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他们虽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响亮口号，但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不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向西方学习，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可免于侵略。他们甚至幻想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来帮助变法。这反映了维新派的妥协性。同时，维新派既不满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却又与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戊戌变法发生在国家危亡之际，加快了思想的革新，对于推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推动了清政府的自我改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西太后带着光绪逃到西安，这段经历给了慈禧惨痛教训。在签订《辛丑条约》后，慈禧太后下令实行新政，其内容有编练新军;废科举，建学堂;奖励民办工厂;改革法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成立咨政院、咨议局等，很大程度上沿用了戊戌维新中的改革措施。
第二，激起了民众对满清政府的愤恨，推动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转化。戊戌政变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知识分子转而变为倾向革命，成为革命党人。
第三，戊戌维新运动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其中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的的变革措施，使得变法理论深入人心，反对专制的民主思想进一步传播，激起了新一轮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热潮。
因此，戊戌变法在历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对于近代中国的出路发展，提供了一次积极的探索之路。
维新派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在19世纪末的中国非常流行的词——维新。从字面意思理解呢，“维”就是变化的意思;“新”相对于旧;整体来看就是要施行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思想或者说制度。当然啦，“维新”并不是在19世纪才有的。
中国历史关于“维新”一词最早的记载是出自《诗·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毛传：“乃新在文王也。”陈奂传疏：“维，犹乃也;维新，乃新也……言周至文王而始新之。”自此之后就特指改变旧法，推行新政。日本天保元年(也就是1830年)，日本的一个叫做藤田东湖的大臣决定在他的领地进行改革，开始广泛运用“维新”一词。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看到的维新是来自日本人。
历史上比较的维新也就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戊戌维新。因为两个国家面临同样的困境，采取了相同的措施，但是结果却不尽相同。我们的主题不是比较两次变法成败的原因。而是要讨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
那提到维新派，首先我们要明确他们的阶级属性。这里就得提到维新派的起源。中国最早的维新派是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他们普遍是通过投资近现代工矿企业发家致富。那这里就可以知道维新派是资产阶级的维新派。他们在发展近代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来自封建思想和制度的阻挠和困扰。所以他们强烈的要求能够在中国施行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措施。郑观应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其所著的《盛世危言》一书中，提到了在经济上要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要在经济领域同外国人进行“商战”;在政治上要实行君主立宪。相比于70年代处于主导的地主阶级洋务派，这种口号无疑具有非常鲜明的政治特色、
但是由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还处在起步的阶段，其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还是很弱小的。直到甲午中日战争。
发生于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彻底宣告了单纯的学习技术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这时候，经过20多年的洋务运动，中国国内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在封建守旧势力的强力镇压下失败了，但他们志在复兴中国的梦想仍然是值得赞扬的。
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诞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19世纪70年代，最早一批投资近代工业的商人其实就是开明的封建地主和一部分在镇压农民起义中获得功绩的军官。而且由于长期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受封建礼法的约束，这些人本身非常抗拒革命的想法，他们更希望清廷的统治阶级能够自行进行现代化改革。
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似乎他们沉寂了。只有一个康老头仍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为皇帝摇旗呐喊，但真的是这样吗?不是，大家可以看到在辛亥革命成功后，获得独立的省份的大权基本被维新派的新名称——立宪派所掌握。而且从此之后，立宪派在民国年间的中国政坛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
但是，一个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势力，任你有多么大的能量，仍然无法避免被历史所淘汰。维新派也好，立宪派也好，本身自带的封建属性，在人类社会走向民主、共和的大环境下，如同螳臂挡车般的被碾碎。从此，中国历史中再无封建势力的代言人，有的只是人们思想中残存的封建思想。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本身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封建思想也会被逐步的清除。
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
我们知道戊戌维新不过仅仅进行了103天就失败了。从1898年6月11日起，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开始变法，随后了推行一系列的新政的政令，这些政令涉及的面非常广，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多个方面。我们说既然推行的是新政，那么不可避免的触及到一些守旧势力的既得利益。那么这些新政是如何打击到这些顽固派的利益的呢?
我们先看在政治上的表现，在政治上，维新派并没有进行他们之前所提倡的“兴民权”、“开国会”、“立宪法”的新政，而更多的在行政和人事上的改革。主要是(1)改革行政机构，裁撤多余机构。比如，湖北的总督和巡抚都在长沙办公，你说下面的官员该听总督的还是听巡抚的呢?貌似听说谁的都不合适，那么下面的官员就不好办事情了。那就裁掉巡抚呗!这样的所有的省份的巡抚都不开心啦，万一自己的巡抚的位置被裁掉怎么办?所有这些当官的就非常抵制新政。(2)裁汰多余的官员，提倡廉政，就是告诉这些官员不能再贪钱啦，要收敛一些，现在风声紧，就像我们现在的“打虎拍蝇”。(3)提倡向皇帝说真话。(4)准许旗人自自谋生计，取消他们享受国家供养的特权。以前旗人都是国家养着他们的，而这些旗人也不争气，整天就知道遛遛狗、逗逗鸟，不务正业。现在一下子国家不供养他们了，让他们去自主创业，当然他们啥都不会，能干出啥来呢，估计没几天就会饿死。
在政治上的这些改革就把这些当官的和一些特权阶级(旗人)给得罪了。那么他们肯定得去找个撑腰的啊，那他们找谁啊，慈禧太后呗，于是他们就去颐和园向老太太哭诉。他们见到慈禧老太太，往地上一跪，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哭，场面可以说是闻者伤心，见者流泪啊。
在经济上的改革措施并没有直接损害守旧势力的利益，而更多的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比如(1)保护、奖励农工商业，成立农工商总局和铁路矿物总局;(2)提倡实业，发展农业;(3)办邮政，修筑铁路;(4)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办商学商报等等。这些经济上的措施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改革，你让那些守旧势力改，他们也可能会改这些东西的。
在军事上的改革，主要涉及到裁减旧式绿营兵。在这之前，很多旗人和满人在军队里都有一份职务，但是他们从来不去军营，也不去打战，就是挂个职，但是人家还领工资。就像他们名义上在军队里是个副排长的职务，但是士兵压根就不知道还有这个人存在。现在将这些人都裁了，那么这些旗人和满人就失去了一个收入来源了，换做是谁，谁也不开心是吧。那么这样，新政又将当兵的给得罪了。这些当兵那只好也去跪在慈禧老太太的脚下去哭吧。
在文化教育改革方面，维新派又得罪了谁呢?主要得罪的是那些准备当官的人。在文化教育上的改革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提倡西学，废除八股。在以前，当官都需要考试的，考什么，就是考八股文。现在你把八股给废了，那么那些寒窗苦读数十年的学生一下子就失去了目标，本来打算要考个功名，好光宗耀祖的，结果呢，啥都没有了。就好像如果现在说教育部，突然说我们不考研啦。那么你们这些在准备考研的孩子心里肯定是五味杂陈的，想死的心都有，是吧，幸幸苦苦的准备了一年，结果呢，白忙活。同样的道理这些考功名想当官的读书人，一听说要废八股，就满大街的要找康有为算账。
现在我们看，即使维新变法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政都是一些非常温和的改革措施，都将那些该得罪的人，不该得罪的人都得罪了。当官的害怕丢了官，当兵的失去了收入，读书人失去了尊严，于是他们就集结起来，开始攻击改革派，这也为之后的变法失败埋下了重要的伏笔。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去，维新变法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在面临失败的时候，也就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帮助他们。
民族意识的觉醒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地觉醒。
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和早期的维新思想
鸦片战争像晴空霹雳，惊破了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迷梦。受到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中国官吏和知识分子中的少数爱国、开明的有识之士，开始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总结失败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他们通过收集、翻译传人的外国报刊、书籍、地图，以及战争中审问英军俘虏和向外国商人、传教士直接询问等各种方式，来获取世界知识。
林则徐可以算得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被道光皇帝派到广东领导查禁鸦片和进行抗英斗争时，就组织人翻译西方书刊。1841年，他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一书。书中叙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
林则徐后来把自己收集的资料和《四洲志》书稿交给好友魏源。魏源在1843年1月编成《海国图志》，其内容除包括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以外，还有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论述海防战略战术的《筹海篇》、翻译西人论述的《夷情备采》及西洋科技船炮图说等。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富国强兵，抵御外国侵略，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新风。
19世纪70年代以后，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以及具有一定程度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如郑观应在所著《盛世危言》中提出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制度等主张。这些主张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的意义。
二、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还只是少数人有了朦胧的民族觉醒意识。
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中国人才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对中国人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梁启超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接踵而来的瓜分狂潮，更使中华民族的各阶级、各阶层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
康有为1898年4月在保国会的演说中把这种民族意识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1895年，严复就写了《救亡决论》一文，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在甲午战争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1898年正式出版) 。他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为这种危机意识和民族意识提供了理论根据。他在该书按语中指出，世界上一切民族都在为生存而竞争，“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负者日退而进者日昌”，中华民族也不能例外。中国如果不能自强，就会“弱者先绝”，亡国灭种，失去民族生存的权利。《天演论》对中国人无异是药力猛烈的清醒剂，也是振聋发聩的警世钟。
1898年有人绘制的一幅《时局图》，更是形象地表现了当时中国面临的瓜分危局。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中国自古以来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发扬和升华。救亡图存成了时代的主旋律。孙中山1894年11月在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时就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由此，他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近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正是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民族意识，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去探索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的。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进一步的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