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的鸽文化，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不论是圣经创世纪中的鸽子，还是1950年毕加索画的一只橄榄枝的飞鸽。但对中国的鸽文化，人们却所知甚少。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着悠久的养鸽历史，鸽子的艺术形象，早在商代就出现了。
在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有一件玉鸽，此鸽用绿玉雕成，虽羽毛花色无法表现出来，但从其形象特征可判断已是饲养鸽而非野鸽。这件玉鸽的特征是嘴很短、头圆、眼皮宽，形象接近观赏鸽，与野鸽大不一样。妇好墓是商代中期墓葬，可见在3300年前，中国人已开始饲养鸽子。此外，在考古发掘的古陶器中，也发现了家鸽在住宅墙上筑巢的庭院模型。
中国有关鸽子的文献记载，始见于《五经》中的《礼记》。《周礼注疏》卷四载：「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汉人郑玄注：「六禽：雁、鹑、鴳、雉、鸠、鸽。」说明中国在西周时期，王侯之家已饲养包括鸽子在内的「六禽」作为美味佳肴享用。战国时期的《越绝书》载：「蜀有花鸽，状如春花。」首次用形象的语言描述鸽子的形象。
鸽子被视为吉祥禽鸟，始于汉高祖刘邦避难的传说。据《畿辅通志》记载：「鹁鸽井在真定府临城县西北二十里。碑记云：『项羽引兵追汉高祖，避井中。有双鸽集井上，追兵不疑，因得免。』」此事在史书中没有记载，真假无从考究，但民间有此传说，说明中国人很早就视鸽子为吉祥之兆。在汉代的玉器上，也出现了鸽子的形象。汉代的玉鸽，线条流畅，工艺精湛，造型优美。在当时来讲，鸽子可能是信义的象征，救刘邦是「义」，能代人传递信息是「信」。有人提出疑问：在汉代只有鸿雁传书的故事，未闻飞鸽传书之事，中国以飞鸽为书信的象征，当属唐以后的事情。对此疑问，近年有不少学者推测汉张骞通西域、班超征西域曾用飞鸽传书，因古人从商代即饲养鸽子，应对鸽子的定点飞行功能了如指掌，用于通信不足为奇。当然，这一点目前还没有可靠的历史文献作依据，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而自唐代开始，古人即用鸽子作通信工具则有明确的记载。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有一则名为「传书鸽」，上面记载：「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为『飞奴』。」因张九龄给信鸽起了个「飞奴」的外号，从此飞鸽传书遂被称为「飞奴传书」。有学者认为，唐人用飞鸽传书，或受波斯人影响。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鸽，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唐人不仅喜养鸽，画鸽之风也颇盛。
至宋代，不仅喜养鸽者不减，人们还将鸽子用于军事通信。据传宋高宗好养鸽，常亲自放飞。当时有太学生写讽刺诗道：「万鸽盘旋绕帝都，暮收朝放费工夫。何如养取南来雁，沙漠能传二圣书。」「二圣」指被金兵俘虏的徽钦二宗，该诗提醒宋高宗别沉迷于养鸽放鸽，忘记了靖康之耻。据说宋高宗听说后，命令给写诗者补官任职。信鸽用于军事通信，《宋史》、《齐东野语》等书均有记载。
而明人张万钟所著的《鸽经》则是世界上最早的鸽文化专著。此书不仅详细描述了中国家鸽的花色品种及饲养技术，还广泛搜集了有关鸽子的历史典故及诗词歌赋，书中将鸽子分为花色、飞放、翻跳三大类。作者认为鸽子属「阳鸟」，即益人之鸟。对养鸽的意义，他说：「鸽雌雄不离，飞鸣相依，有唱随之意焉，观之兴人钟鼓琴瑟之想。凡家有不肥之叹者，当养斯禽。」所谓「不肥」，即不和睦。《礼记？礼运》有言：「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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