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年逾古稀的曹禺已是蜚声海内外的戏剧大家。有一次美国同行阿瑟·米勒应约来京执导新剧本，作为老的曹禺特地邀请他到家做客。午饭前的休息时分，曹禺突然从书架上拿来一本装帧讲究的册子，上面裱着画家黄永玉写给他的一封信，曹禺逐字逐句地把它念给阿瑟·米勒和在场的们。这是一封措辞严厉且不讲情面的信，信中这样写道：“我不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你的心不在戏剧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也不够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
阿瑟·米勒后来撰文详细描述了自己当时的迷茫：“这信对曹禺的批评，用字不多但却相当激烈，还夹杂着明显羞辱的味道。然而曹禺念着信的时候神情激动。我真不明白曹禺恭恭敬敬地把这封信裱在专册里，现在又把它用感激的语气念给我听时，他是怎么想的。”阿瑟·米勒的茫然是理所当然的，毕竟把别人羞辱自己的信件裱在装帧讲究的册子里，且满怀感激念给他人听，这样的行为太过罕见，无法使人理解与接受。但阿瑟·米勒不知道的是：这正是曹禺的清醒和真诚。尽管他已经是功成名就的戏剧大家，可他并没有像旁人一样过分爱惜“自己的羽毛”——荣誉和名声。在这种“傻气”的举动中，透露的实质是曹禺已经把这种羞辱演绎成了对艺术缺陷的真切悔悟。此时的羞辱信对他而言已经是一笔鞭策自己的珍贵馈赠，所以他要当众感谢这一次羞辱。
漫漫路，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大课堂，所不同的是，有些课程你自身无法作出选择。出身的富贵与否、智力的高低之分、相貌的动人抑或丑陋，这先天的因素可以命名为“必修课”，因为它无法由我们自身定义与逆转。而其它后天须面对的环境或际遇，我们可以把它命名为“选修课”——这样的课程你可以在行动中彰显自我的意愿与，按自己的方式选择这一门“课程”的完成程度。顺义而行，羞辱无疑就是的一门选修课，心胸狭窄者把它演绎成包袱，而豁达乐观者则会把它看做是“”的别名，感谢羞辱，从羞辱中提炼出自身的短处与缺陷，用羞辱完善自我——曹禺就是最好的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