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上线
01:55数据来源：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近年来，在职业声望调查中，科学家与教师和医生一起，总是名列前三。
高学历、高成就、高贡献，高品格——在大众眼里，科学家是值得信赖的，他们不为外在的东西所动，“也应该在乎外界的评价”。
然而，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曙光明确表示，科学家应该追求良好的声誉。
不止如此，他还列出了一个公式:一个科学家的声望=学识+为人。
“在小的方面，科学家的声誉会影响同行的合作、成果的可信度等。；大的方面会影响集体甚至整个科技界的声誉，从而影响社会对科研的支持。所以科学家要追求好名声，重视名声的科学家不会做违背科研伦理的事情。”
李曙光很“敢”，敢说话，敢啃有争议的硬骨头。“敢”字似乎成了他的底色。
李曙光院士天不落地。
1960年，19岁的李曙光准备填报高考志愿。校长建议他报考成立不到两年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但是我想学航海空。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力研究系，钱学森任院长。
钱学森对一个向往科学的少年真的很有吸引力。李曙光认为在中国科技大学机械系学习还不错。但问题是，中科大只能选择服从分配的专业。为了让招生人员看到他的决心，从第二志愿开始，他一口气填了四所院校的航空空系。
没想到，在注册的那天，李曙光受到了打击。他被分配到地球化学系。
地球的化学成分是什么？去他妈的地球？-李曙光是如此困惑，他甚至整夜没有睡好。我该怎么办？你想转学吗？
我为什么喜欢帆船空？因为玩了5年航模，知道的够多了！
经过自我战略，李曙光觉得兴趣是可以培养的。既然国家需要发展地球化学这个学科，那不如试着了解一下，也不一定是他不会感兴趣。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很快发现了问题，课程中描述性的东西太多，定量的数学模型太少。当时教学楼里甚至有讨论墙报，主题很直白:地球化学是科学吗？
“地球有45.6亿年的历史，”李曙光发现。不是说地球不科学，而是它太复杂，无法用简单的数学模型来描述。“抱怨是没有用的。能否量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
1969年，中科大计划南迁合肥。毕业后留在学校的李曙光也参加了新一轮的建设。这时有一件事引起了他的注意:数学地质学的兴起。他想，这次有机会进行地球化学定量分析。
没有机会，要拉出来走走才知道。最后，李曙光等待了一个机会——“铁矿之战”。他曾担任鞍山-本溪铁矿研究团队弓长岭黑甫矿的研究负责人。
宫铃丰富的铁矿床自东向西呈长条形分布。东南区和中心区用隔板隔开。上部勘探成果均为氧化贫矿。深部有富矿吗？
有人认为断层距离太大，深部很可能没有富矿。
有人提出有富矿，但无法给出具体深度。
听到这个争议后，李曙光觉得也许可以尝试用多元统计做趋势面分析，但前提是弓长岭矿区的所有数据都向他开放。
时任鞍钢勘探公司总工程师的李宏烨当机立断，同意了。李曙光带着四名学生走进资料室，整理矿区几十年来的勘探和开采资料。最终，他们在上海交大的大计算机上得到了推测的结果:东南区25勘探线负500米处有富矿。
结果在他预测的位置，真的钻了13米厚的富矿层。
那一刻，成就感爆炸了。但是李曙光没有被数学地质学困住。在1981年第二届全国数学地质学大会上，他发现与会者对新方法感兴趣，而不是应用结果。
“发展一种新的统计方法是职业数学家的任务”，李曙光觉得自己更倾向于把数学地质学作为一种应用手段，要攀登的高峰也是地球化学的高峰。
“严格”标准
——你还会选择选矿厂选的样品吗？
-你还要挑什么？他们给的矿石纯度已经是99%了。
-1%的误差呢？即使纯度达到100%，也要进一步选择。
这是李曙光在90年代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的一段对话。
这看似“至关重要”，但李曙光确实受到了“刺激”。
李曙光院士在大别山铁矿大战期间，他在矿上的样品破碎车间学会了一项“技能”:他把选好的岩石送到“虎口”破碎样机上，作为小块样品倒出来；小块直接喂入一对滚筒，绞成米粒大小；把它放在棒磨机里，它会变成面粉。换个样品，用吹风机在机器上吹一下，就干净了。
李曙光认为这是样品加工。直到1983年，他去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时，在国际著名地球化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S.R.Hart的研究组里看到了另一种情况。
岩样不能直接放入粉碎机，要用切片机切片，切面的锯痕要用砂纸在水中打磨掉，然后用白布包好，放在木制砧板上，用灌了铅的塑料锤砸碎。
再想挑件，有毛孔风化，就不要了。
如果没选完，还得用超声波用纯水清洗，然后放入烤箱烘干。
…………
过程繁琐，一周可能只生产40个样品，但在矿山，一天的流水线可以生产上百个样品。
铁矿石含铁量低1%，对生产影响不大。但是在科学研究中，同位素分析的精度已经达到了百万分之几。这时候1%的误差就很明显了。
以李曙光大别山榴辉岩为例。它是华北和华南碰撞的产物，其时代可以直接指向两大洲的碰撞时代。可惜当时测出来的年龄值相差很大。
如何避免分歧？你必须严格取样。
“大家都同意严格，但什么是严格呢？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正是在他的严格标准下，李曙光在世界上第一个确定了大别山榴辉岩的Sm-Nd年龄，距今2.4亿年，属于早三叠世。
1986年回国后，李曙光申请了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大别-苏鲁造山带榴辉岩的Sm-Nd年代学。3年后，他的成果发表在《中国科学》上，李曙光成为大别山大陆地壳深俯冲研究中发表同位素年龄的第一人。
此时，由于世界上最大的超高压变质带，大别山的大陆地壳俯冲成为国际研究的焦点。而李曙光的结论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然而，李曙光认为，他自己的研究与超严格的实验没有问题。
这场争论持续了将近10年，直到国内引进了高精度的离子探针，怀疑者用新技术得到了和他一样的结论。
李曙光的大别山研究持续了30多年。然而，他对“新问题”的追求贯穿了整个科研生涯。
“过去，我们从地球化学中寻找资源和矿物，但现在我们用它来探索环境问题。”到2021年2月，李曙光将年满80岁。但他依然坚持出现在每周的小组会上，求新的精神不变。
纪录片《我是科学家》由长安信托特别赞助。
